最近，河海大学11位教授、讲师联名向南京《江南日报》写了举报信，揭露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刘新民“有预谋的系列剽窃行为”。举报信提到刘的论文《再谈英语论文写作规范》有19处抄袭，刘主编的《英语论文写作规范》一书，蓝本是美国的一本书，只是在顺序和部分例句上作点改变，基本上是剽窃。刘新民开始否认剽窃，后作了一点辩解。现在河海大学正对此事作深入调查。

在学术文化上进行剽窃的“文抄公”，近年不断被揭露。影响较大的，有北大教授王铭铭。尽管北大最后对王铭铭作了严肃处理，但是并没有使一些剽窃者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仍然我行我素，继续在学术文化上鼠窃狗偷。据报道，刘新民的剽窃行为被揭露后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揭露学者剽窃的举报信投向《江南日报》。它使人不能不感叹：文抄公何其多也？！

学术文化上的剽窃，如同生活中盗窃财物一样，都是非法占有别人的财富。而且，由于学术文化上的剽窃乃是作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所为，就对社会具有更大的污染性和危害性。然而，奇怪的是，就像有“窃书不是贼”的说法，为偷盗文化产品的“贼”网开一面一样，对学术文化上的剽窃，也有一些说法为其开脱。“天下文章一大抄”，就是一个代表性论调。刘新民在辩解中，强调学术文化上“可以共同享用”，就有这个意思在。因此，我想，清除“文抄公”剽窃现象，除了要着重从思想道德方面清除腐败意识外，也要在认识上“正名”，弄清学术文化上的正常传承关系。

应当说，人类学术文化成果，确有“共享”的情况。一个人著书立说，总要吸收前人和别人的识见。如果说绝对不能重复别人说过的，一切都要从零开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常说，后人的业绩，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取得的。不过，后人只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而不能把前人的肩膀当作自已的肩膀。正当的学术研究，是把前人的成果作为自已发现和创造的基础，而绝非当“文抄公”，把别人的东西剽窃到自已名下。抄袭剽窃行为，已跨出了文化传承范畴，进入盗窃的行当了。而盗窃破坏了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破坏了思想道德的基本准则，自古以来就有一个公认的处置原则：“盗人必诛。”这不论是对财物盗窃，还是对学术剽窃，都应当是一视同仁的。

“文抄公”剽窃现象，古已有之，于今所以为烈，与当今出版过易过滥也有关系。每年十几万种快速生产出来的图书，相当部分缺乏必要的审查，为抄袭者开了绿色通道。有记者问刘新民，既然引用了别人的著作，为什么不在书的后面注明出处，刘回答说：“当时出版社也没有提出来……”出版社“没有提出来”，自然不足以为刘新民开脱，但就出版社的把关质量来说，确有失职责。鉴于包括抄袭剽窃在内的许多“文化拉圾”，都是通过出版者流向社会的，出版者应当多一点责任心，多一点质量意识，多一点创新要求，少一点浮躁，少一点平庸，少一点漫不经心。如此，一些抄袭剽窃作品只能胎死腹中，难于为患社会，招摇过市的“文抄公”也就会少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