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教师节又到了，这两天，各大媒体上总能看到一些赞美教师的报道和文章，近日的《燕赵都市报》却披露了一条令人心酸的新闻。

今年秋季新学期开学之初，河北省正定县北早现乡的36位教师，面临着荒唐的“捐资”要求。两年前，他们分配或调动到北早现乡之时，乡政府通过学校向他们每人收取了1万5千元的“试用期风险押金”，口头承诺“3年后还本不付息”。为保住工作，这些教师东挪西借交足了钱。

9月初，36位教师突然接到校方通知，说那笔“试用期风险金”只能退给5000元，其余1万元由乡里扣下来作为发展北早现乡教育事业资金，还拿出一张空白的“捐资助教志愿书”，让他们签上各自家长的名字。签家长的名字，意味着这1万元将成为“社会捐助”，永远也不会退还给他们。对不合作的教师，乡里通过学校三番五次地做工作，威胁说“不签字就下岗”。

为北早现乡乡政府大增面子的，是印在“捐资助教志愿书”上的“说明”——“作为热爱教育事业的一员，我愿为北早现乡教育事业尽微薄之力。我愿捐资××元支持北早现乡教育发展。我为我的行为开心自豪，无怨无悔。”

且不说这36位教师会不会“开心自豪，无怨无悔”，前不久《南方周末》披露的河南一乡村小学12名教师“集体举债赎买学校”的“感人新闻”，倒是很能与“自愿捐资”相映成“趣”的。

1999年，为了让学校早日达标，河南鹿邑县穆店乡徐楼村村委向农民刚性集资18万元建校舍。2001年年底完工后，村里却付不出建筑款，因为那18万建校费已经“没了”。

为了应付讨帐的包工头，村支书把学校作价8万元“抵账”给他们。热闹的是，卡车司机刘林也加入了竞争，出价5万3千元“竞标”成功。

新校长刘林上任后对学校进行的唯一管理，就是收取每个学生100多元的杂费和书本费。为了改变学校的混乱状况，更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徐楼村小学的12位老师决定夺回学校的管理权。他们四处借款，拼凑了10万元，以人均负债8340元的代价赎回了学校。

今年6月，新加坡一家华文报纸刊载了此事，两位新加坡人士决定捐款替中国教师还债，但徐楼村小学只得到其中的2万多元。因为新加坡方面被告知：当地政府非常重视，徐楼学校事件能够“妥善解决”。在中国有关方面的引导下，另一笔善款捐给了云南的乡村学校。

所谓“妥善解决”，就是“有关部门责成乡里解决”。于是乡里命老师们和村支书签订一份欠款合同，声明村里欠老师10万人民币。但村支书告诉老师，村里没有钱，最好和乡里签。后来，穆店乡党委对徐楼村支书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后来，乡党委书记抵押了自己的房产，贷款3万余元，积极筹措资金替老师还债，将学校收归集体。

拒绝了来自国外的善款，自行“妥善解决”，的确保住了穆店乡乡政府的些许面子。但是，如果当初那18万建校款能够“妥善保管、妥善使用”，还会发生村支书卖校抵债、众教师举债赎校、乡党委书记抵押房产这些事吗？

不过，与河北省正定县北早现乡相比，穆店乡的乡政府好象文雅一些、讲道理一些。或者说，更倒霉一些？因为他们的脸丢到了国外？

一边是触目惊心的教育乱收费，一边是基层乡村教师的困苦不堪。中国的教育，为什么会步入这样的泥淖、这样的怪圈？其中，有多少是因为乡政府的面子在作怪？“非常重视”、“妥善解决”的背后，有多少见不得人见不得光的里子？毕竟，记者的视野和触角是有限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农村基础教育，只能靠外界的善款和强制性的“捐资”来维持，国民素质怎么可能得到整体的提高？不解决这些根本问题，即便一年有十个教师节，在广大农村从事基础教育的教师也不可能改善待遇、提高教学水平。

但愿，我只是在杞人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