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9日下午，登封市一家没有通过安全生产验收和无营业执照的煤矿——昌达煤矿发生一起恶性透水事故，17名矿工被困井下（后已证实全部罹难）。10月10日下午，新华社记者顾立林在现场采访时，相机被抢，并被殴打致伤。

采访前，顾立林就向现场救援人员出示了证件、登记了记者证号、甚至还附上了中央办公厅有关支持新华社记者采访突发事件的文件，得到了在现场的登封市有关官员的同意，但他仍然被打了、被抢了。他拍照时，负责维持事故现场秩序的登封市公安局副局长张敏大喊：“把他的相机夺过来！把胶片抠出来。”在他遭到“八九名不明身份的人员”群殴并大喊“救命”时，“现场围观的近10名警察无动于衷”，“负责联系记者采访的宣传部副部长和安监局副局长也只是静观”。读着这些字句，我深感疑惑，那里还是中国的国土吗？那些警察、那些登封市的部长局长还是中国的公务员吗？

事发后，在新华社河南分社的严正交涉下，登封市委成立专案组，查处这一造成恶劣影响的殴打记者事件，而登封市委的“处理意见”，也完全可以当作一篇微型的讽刺小说来读——“市公安局副局长张敏，对殴打记者事件制止不力，指使扣下记者相机，给予撤职处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钟清敏，明知记者身份，也知道记者采访属于正当行为，但在整个过程中协调不力，处理不当，严重失职，给予撤职处分；市公安局防暴大队大队长郭云峰，没有控制好现场，对殴打记者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给予撤职处分；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张宏伟，参与销毁资料、照片，故意隐瞒殴打记者事件的事实，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市安监局副局长乔占国，在现场对殴打记者事件不予制止，放任不管，给予党内警告处分。此前，登封市公安局对初步查清的参与殴打记者的村治保主任和2名矿工分别予以治安拘留15－10天处罚。”

什么叫“制止不力、协调不力，处理不当、严重失职、没有控制好现场、放任不管”？为什么要“销毁资料、照片，故意隐瞒殴打记者事件的事实”？在这些可疑的、暧昧的、可耻的行止背后，不正是当地的“长官形象和政绩问题”在作怪吗？读者能相信这些“撤职、警告”不是表面文章吗？

不客气地说，顾立林的挨打，实际上是当地长官意志的体现。随着时代的进步，人民群众要求了解事实真相的意识越来越强。媒体、尤其是不隶属于当地政府的媒体舆论监督的力度越来越大。在报道频繁出现的矿难时，再也不能指望记者用“领导高度重视，亲临现场，积极组织抢救”之类的辞藻帮助领导们度过难关。有些地方的领导因为记者的真实报道丢了乌纱帽，有些地方的黑心矿主因此进了班房。于是，对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当地记者当然要听当地领导的话，其他省市的记者也可以拒之门外），贿赂者有之，恐吓者有之。而这次，索性赤膊上阵、大打出手了。

有心的读者都不会忽略“新华社河南分社的严正交涉”这句话，倘不“严正交涉”，顾立林挨打事件大约又可以轻描淡写地混过去了。而这个词，通常是用在国家之间的外交事务上的。

中国有一句成语，曰欺上瞒下。这个“欺”是“欺骗”的“欺”。虽说欺君之罪一旦暴露是要杀头的，但暴露的概率毕竟很小。而爵禄的增加是要靠上级提拔的，所以那“上面”，定然是要“欺”的。中国还有一句俗话，曰天高皇帝远。在那些贪官昏官庸官看来，如果事事都按照中央的政策去做，这个官还有什么当头？只要把最近的现管搞定了，在自己的辖区里，一把手就是土皇帝。他的那一块地盘，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中之国。他就能说一不二，他就敢为所欲为，俨然一方诸侯、一地藩镇。

封建时代皇帝，屡屡为了诸侯和藩镇的尾大不掉头痛。窃以为，在民主和法治的国家里，要根治土皇帝，只有一个妙方，药方上的三味药:民主、法治和实实在在的舆论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