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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眼中的张闻天


            

———写在张闻天百年诞辰之际

和革命老人刘英见面是令人难忘的。今年已95岁的老人霜染华发,谈吐如锋,思路敏捷,记忆清晰。她是在1929年莫斯科留学时认识张闻天同志的,他们在革命斗争中相互了解,情投意合,在长征到达陕北以后终于结为夫妻。在张闻天同志离开中央以后,特别是在张闻天同志遭受错误打击、含冤受屈的17年漫长岁月里,她始终陪伴着张闻天,坚贞不渝,相濡以沫。

①刘英说———

“革命有了‘家’,我和闻天也成了家。”

1935年11月初,张闻天带领党中央机关北上,到瓦窑堡安家。之前,党中央在甘泉县下寺湾开会,决定中央领导人分两部分行动。会后,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南下,同徐海东、程子华同志率领的红十五军团会合,粉碎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张闻天一行中,有博古、凯丰、刘少奇、李维汉、徐特立、林伯渠和董必武等同志。

到了瓦窑堡,张闻天征求刘英的意见:“这下有了家,可以了吧?”刘英含笑点点头。革命有了出头之日,才能有心情谈个人幸福。张闻天同刘英的爱情是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逐渐萌生和发展起来的。他们早在莫斯科就已相识。在刘英心中,张闻天是一位文质彬彬的“红色教授”。1933年6月,刘英由莫斯科回国到红色瑞金担任少共中央局的巡视员。一天她接到“洛甫”(张闻天)的电话,说:“尤克娜(刘英留苏名字),今天我们要打你的‘土豪’!”从外面来苏区的人,组织上都发给一笔路费,一般能余下几个钱,拿出来请客吃了,叫“打土豪”。刘英知道这个规矩,当晚就约上十几个同志走了十来里路到县城吃了一顿。由于有过去师生这层关系,刘英同张闻天比较接近。以后工作接触得多了,互相熟悉起来。长征路上,刘英常到中央队三人团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处反映情况,张闻天对性格爽快、办事麻利的刘英很有好感,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每当刘英去看张闻天和陈云等人打乒乓球,他都喊上一句:“刘英,来一盘!”刘英看到洛甫是右手横握拍,球打得挺好。一次在遵义街头他叫住正和邓小平等同志逛街的刘英,约她去坐坐。正是早春季节,屋里升着一盆暖烘烘的炭火。他们吃着甜中带点酸味的醪糟,谈着谈着就沉默了。终于,张闻天含蓄地表达了希望和刘英不仅做一般同志的意愿。刘英当时没有思想准备,从“敬爱”到“恋爱”毕竟有很大距离。她生硬地回答:“我早有打算,五年不结婚!”

刘英心里有过创伤。1927年她任湖南省委候补委员兼妇女部长,和滕代远在长沙近郊组织“灰日暴动”,因泄密而失败。白色恐怖中她赴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行前一周同将赴醴陵任县委书记的林蔚结婚。林蔚曾留法勤工俭学,1926年从苏联回国,任湖南省委秘书长。不想这次分别竟成永诀。1928年3月刘英返回长沙再赴上海时,方知林蔚已在醴陵牺牲。她只得在上海的湖南临时省委“住机关”一年多。1929年春,党中央将她送到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30年“劳大”停办,她于年底转入国际无线电学校。1932年冬由共产国际派回中国。

话虽出口,刘英的脑海里却开始浮现出张闻天的种种言谈举止,觉得他确实可亲可爱。但她打定主意一心工作,与他保持着距离。战友们都觉得张闻天、刘英是合适的一对,有意成其好事。1935年4月,毛泽东提议、总政主任李富春经办,将刘英调到中央队当秘书长。此后,他们在工作中更加深了彼此了解,刘英渐渐地由敬生爱。毛泽东、陈云等不时拿他们打趣。刘英默默地领受着张闻天的爱和战友的情。在中央苏区的时候,写文件做记录是用毛笔、土纸;长征路上一般都是用铅笔,钢笔很稀罕。张闻天有一支钢笔,开会要做记录了,有时他就把钢笔给刘英。会后,他总是将记录审查一遍,将记得不确切的地方改一改,然后将记录本放在他的文件箱里。行军中,他们常常走在一起,并辔而行。一次夜行军,警卫员搞了一个小马灯。刘英说:“黑夜里行军,小马灯倒是挺亮的。”张闻天立即接过去说:“这是流萤(意即刘英)嘛!”说得刘英怪不好意思的。艰苦的战争环境使她不敢谈感情。张闻天尊重刘英的决定,直到同甘共苦走出长征到了瓦窑堡,他才征求刘英的意见,刘英终于点了头。

“革命有了家,我和闻天也成了家”。彼此相爱的革命者终于结为终身伴侣。他们在一孔石窑洞里安了家。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没有请客,两个行李卷合在一起就是夫妻了。邓颖超、博古等熟悉的同志到他们的窑洞坐一坐,说几句庆贺祝愿的话。倒是刚从直罗镇打了大胜仗的毛泽东一回来就“闹新房”:“你们要请客!结婚不请客,不承认!不算数!”闹了一阵,毛泽东又说:“我倒是真心给你们贺喜来了,还写了一首打油诗呢!”接着就朗声念了起来。这首诗,除了庆贺新婚以外,还将张闻天的民主作风夸了一番。

著名的瓦窑堡会议就是在张闻天和刘英住的窑洞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刘少奇、邓发、张浩等人,讨论的两个主要议题“政治形势与策略”及“军事战略”,决定着在此历史转折关头关系党、红军与整个中国命运的大事。张闻天主持了这次重要会议,并就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政治形势与策略作了报告。

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和张闻天等就立即为传达、贯彻会议精神而紧张忙碌地工作。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张闻天同党中央领导集体一起,对政治策略和军事行动作了一系列部署,促使各项工作自觉地实行转变,为“组织千千万万民众进入伟大的民族革命战场”建立起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奋斗。

②张闻天说———

“真理在谁手里,我就跟谁走!”

革命者的婚姻是荣辱与共、生死相依的。毛泽东曾当着张闻天和刘英的面夸奖他们,一个是“明君”,一个是“娘娘”。背后,毛泽东也赞扬“洛甫是不争权的”。有人对张闻天尊重毛泽东不以为然,甚至说张闻天是“泥菩萨”,他也不为所动,总是坦然地说:“真理在谁手里,我就跟谁走。”

张闻天和毛泽东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20年初。1919年12月张闻天加入了当时的青年进步组织“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1月毛泽东也参加了这个组织,由于会友这一层关系,他俩早已相互知道对方了。1931年2月,张闻天从莫斯科回国以后,在上海期间对中央苏区与毛泽东的情况时有所闻。直到1933年初进入苏区之后他们才相识。1934年张闻天在他主编的刊物《斗争》上,分6期连载了毛泽东的两个农村调查报告:《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和《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一次毛泽东生病了,张闻天前往看望他,很关切地询问他的病情;长征出发前,毛泽东得了一场疟疾,昏迷不醒,又是张闻天派傅连璋星夜赶去抢救,才缓解了病情。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对师哲说过:张闻天在中央苏区是颇有影响的人物,这不只是因为他的地位和身份,而且还有他本身的因素。1935年遵义会议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张闻天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央苏区时期,张闻天就多次公开批评博古等人的左倾错误,同博古等人进行争论;在长征途中,他又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同“左”倾错误领导进行反复斗争,并首先提出变换军事领导的问题;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第一个站出来,系统地批评左倾错误军事路线,此后又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著名的遵义会议决议。当时,遵义会议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的总负责人。但他再三推辞,这个问题被搁置起来。直到二十来天以后,中央常委作出决定,张闻天才担任了党中央的总负责人(当时口头上都称“总书记”)。

自从张闻天在党内负总责以来,他与毛泽东的配合是十分默契的。长征初期反对“左”倾军事指挥,遵义会议挽救党和红军,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与张国焘右倾逃跑和分裂作斗争,到陕北后实现从内战到抗战的策略转变,渡黄河东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抵制和批判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在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张闻天都是始终如一地支持毛泽东,同毛泽东并肩战斗的。

刚到陕北时,鉴于中央红军同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就要会合,张闻天代表常委向中央建议成立军委(当时称西北军委),提名毛泽东担任军委主席。张闻天还说:“大的战略问题,军委向中央提出讨论,至于战斗指挥问题,由军委全权决定。”毛泽东对张闻天也是很尊重的,大政方针商定以后,他主要抓军事,其他一切都由张闻天去管理。

1936年红军东征、西征过程中,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闻天与毛泽东等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改变了我党“抗日反蒋”的方针,开始形成“逼蒋抗日”以至“联蒋抗日”的主张。

这年九、十月间,刘英突然得了一场重病,高烧不止。医生说是流行性感冒,建议张闻天搬到别处去住。张闻天干着急,工作又忙,每天早晚两次到刘英的窑洞外面透过窗户问候她;他发的津贴也全交给警卫员代买鸡蛋给刘英做汤喝。刘英问警卫员五元津贴全给了自己,他吃什么?警卫员眼泪汪汪地说:“就吃‘红锅炒白菜’。”

1937年11月,因在长征中犯下肠胃病、此时又染上肺结核,刘英离开延安赴苏治病,同行的有贺子珍等人。临行前,毛泽东委托刘英照顾贺子珍。1939年初,在回延安之前,任弼时交给刘英一项任务,要她到共产国际交通部带一套密码回去。当时任弼时担任中共驻国际的代表。所谓“带”密码,并没有密码本给你,而是要你将这套密码的编制方法和基本电码都背上,记在脑子里,带回去。刘英每天熟背强记,很快就把这套密码掌握了。

1945年6月10日,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谈到,如果没有张闻天、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中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为此,毛泽东要人们绝不要忘记他们。

③列宁说———“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

延安时期,张闻天向青年学生讲演时说过:“一切伟大的革命家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们有着伟大的理想,而且还因为他们始终能够为了自己的理想奋斗到底。”张闻天作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他的一生也鲜明地体现了这个特点。不论是斗争形势如何恶化,遇到何种艰难险阻,或是个人蒙受了怎样的冤屈与打击,他对自己选择的政治信仰和理想,都毫不动摇。他非常喜欢列宁的那句话:“为了能够分析和考察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

1941年延安整风开始,张闻天以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号召,于1942年初至1943年3月到陕北、晋西北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张闻天在调查结束后写了《出发归来记》,总结自我思想改造的又一次飞跃,并且对调查研究的态度、方法等作了精辟论述。他对刘英深有感触地说:“接触实际,联系群众,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终身事业。”刘英感到,张闻天此后的一生,正是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他所说的这句话。

抗战胜利后,张闻天主动要求到东北做地方工作,他起草并同陈云等联名向中央发出电报,建议东北工作基本方针应是及早将武装力量和干部分散到广大农村和中小城市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而不应把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大城市。这一建议迅速得到中央批准。在张闻天担任合江省委书记两年期间,他注重调查研究,深入实际,发动群众,在剿匪、土改等方面采取了正确方针,从而使这块地处边陲的战略要地很快建设成为巩固的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整个东北解放战争。

1948年8月东北全境解放前夕,中共中央东北局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张闻天受东北局委托,向会议作总结报告,提出党的工作重点需要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会后,他为东北局起草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这是我党最早全面论述新民主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文献。

自1950年起,张闻天转到外交战线工作达十年之久。他先后任驻苏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当刘英随张闻天第三次来到莫斯科,内心感慨万千:当年来此地学习革命道理,而今作为祖国的外交使节驻守。整整四年,正值中苏友好合作关系全面发展的时期,作为大使夫人,刘英协助张闻天殚精竭虑为祖国服务。

1959年庐山会议上,张闻天作了长达1.4万字的系统发言,诚恳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并强调从指导思想上克服主观主义的重要性,强调党内民主作风的重要性。这是我党当时少有的一篇深刻剖析1958年错误的发言,是闪烁着真理光辉、批判“左”倾错误的警世之作。张闻天却因此被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党”罪名并遭到错误打击。会议结束了,张闻天回到北京一进家门,刘英就急切地问他犯了什么错误,“你搞外交工作为什么要在经济问题上发言?”张闻天说他非讲不可,老百姓没有饭吃,经济这样搞下去怎么能行,人民生活怎么得了。是啊,刘英记得,早在这年4月他从广东海南岛参观回来就对她说过,他看到现在讲缺点有来自上面的压力。后来他又表示:“对于这些缺点越是不要我讲,我就越是要讲,因为我脑子里就存在那些东西啊。”

庐山会议后,他被撤销了外交部的领导职务。经过几次申请,最后才被批准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

张闻天的晚年是一个坎坷、艰难的晚年,然而同时又是一个光辉的晚年。从庐山会议被罢官直至逝世的17年中,他的脑海里一直萦绕着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究竟怎么搞”。只要有可能,他总是一边读书思考,一边不停地写作。他身处逆境,仍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写出了《社会主义经济若干理论问题》、《不能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等大量的笔记和文稿约有40万字。1962年他到苏、沪、浙、湘等省市进行经济调查,写成《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向中央提出了进一步开放集市贸易的正确建议。

十年浩劫中,张闻天遭受残酷迫害。“文革”初期,康生等为了诬陷刘少奇,派人威胁张闻天,要他为所谓刘少奇应对“61人案”负责一事“作证”。张闻天凛然不屈,康生的阴谋未能得逞。不久张闻天被隔离审讯,备受折磨。1968年5月,张闻天和刘英被隔离“监护”。他们住的房子只隔一小间屋,但咫尺天涯。每天只放风一次,时间错开,不让他们碰面。好在盥洗室合用一个,他们仅能利用这里通一点信息。每天清晨拖地擦桌子,刘英常因个小举不动浸水的拖把而挨骂。张闻天从骂声中听出原因,后来刘英每次去拿拖把都发现总是洗净好用了。张闻天泡在盆里的衣服,刘英也总是悄悄地放上洗衣粉搓上几把……在长达523天的隔离后,1969年10月他们被遣送广东肇庆。在遭受监视的环境中,张闻天写下《人民群众是主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与经济》、《党内斗争要正确进行》等许多文稿,尖锐批评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以及建国后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张闻天的视力只有零点二了,他还是不停地读;他握笔的手已经不住微微颤抖,他还是不停地写。没有卡片,他把旧台历反过来使,将小学生的练习本裁开来用。

他按照专题,写了一迭又一迭卡片,分装在纸袋里。刘英得空也帮他抄写。张闻天总是说:“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

“文革”的磨难严重地摧残了张闻天的健康。病重中的张闻天对刘英交代:“我不行了……别的倒没什么,只是这十几年没能为党工作,深感遗憾。”他一再重复:“我死后替我把补发给我的工资和解冻的存款全部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刘英强忍一腔泪水默默点头。张闻天没有听到刘英的回话,还一定要刘英拿纸笔写下保证,签上名字。刘英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难道你还信不过我?”张闻天这才放下心来。1976年7月1日,张闻天因心脏病猝发逝世于无锡。

云开月朗终有时,伟人含笑花丛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于1979年8月25日为张闻天举行隆重追悼会。邓小平在代表中央所作的悼词中对张闻天的一生作了公正的评价。1985年8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张闻天选集》。1995年《张闻天文集》一至四卷出版。

刘英终于畅快地笑了。

题照:张闻天与刘英在无锡梅园(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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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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