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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庸和《德令哈囚犯》


            

在我读小学的某个夏天,在一条熟悉的街上,我看到一个年轻的男人赤着膊,只穿着一条短裤,在唱歌。男人很脏,表情迷乱,那条裤衩一会儿脱一会儿穿。周围有许多看热闹的人,有男人,也有女人。当那男人脱裤子时,女人们尖叫着一哄而散,男人穿上去,女人们再围上来。据说,那男人是花痴。人们看着他,指点他,神情兴奋,乐此不疲。

那个男人其实是一个长相很清秀的男人,有着高高的个子和长长的四肢。不知他是受了怎样的剌激才犯了病,不知他此生是否会有痊愈的一天。围观他的人是抱着一种怎样的心态———大街上的这一幕从此印在我的脑子里,令我难以释怀,伤感莫名。

在程庸的长篇小说《德令哈囚犯》中,我读到了惊人相似的一幕。这是小说的开头。一个赤裸着的被人们称为花痴的男人在大街上跳舞。男人们咒骂他,女人们喊着“割掉他!”“割掉他!”据说这是一个侵犯女学生的大学教师。这个画面是如此惊心动魄,它从过去的生活走出,又远比我所见到的疯狂。就这样,带着一种感同身受,我进入了程庸的小说。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我走进教室的懵懵懂懂的小学生时代。但对程庸,一个敏感的有文学才华的正值青春期的青年来说,一定留下了更加刻骨铭心的记忆。

因为父亲是德令哈囚犯,书中的主人公他,被人戏称为德令哈。他像一棵孤独的植物,绝望又顽强地在生活中掘进。压抑是小说的母题,生命的抗争是小说的副题。压抑是如此地厚重,如此地绵密,它几乎无处不在,无处不显。压抑是想见亲人而见不到亲人,是工厂领导频频的教训,是邮局里告密者的跟踪,是公园里值勤老太的责问,是邻居警惕而戒备的眼神———终于,压抑,使得他没有真正的内心生活。他惧怕一切,也惧怕自己。程庸将压抑的气氛营造、刻画至极端,这使小说似乎呈现出一种现代派的小说风格。但只有从那个非常年代走过来的人才会在一种战栗中对小说的精髓心领神会。压抑的另一面是疯狂,窥视与破坏都是疯狂。所以,本该是温柔、娴静、美好的妇女们会在大街上对着一个跳裸体舞的犯病的男人咆哮着,要割掉他的生殖器。

在《德令哈囚犯》中,主人公的行为状态和心理状态构筑了小说的基本结构,它们像两个声部彼此补充彼此说明。面对这样一个以压抑作成长营养的人,一个天生被剥夺了许多权利的人,一个性无能者,一个精神肉体双重残疾却又是善良的有才华的人,行为的他与心理的他,在读者心理上激起的反响是复杂的、多重的。

在《德令哈囚犯》中,另外还有两个声部,它们也是彼此补充彼此纠结,以此拓展了小说的空间,增加了小说的思想力量。那就是一方面对黯淡日常的描摹,一方面对日常的冲破。主人公与他周围的人一直锲而不舍进行的文学活动、历史探讨、阅读与交流成为小说中一种精神的潜流,始终与病态的现状及人们对抗着。

在《德令哈囚犯》中,一种幽默与诙谐渗透其中。作者明白:我们不是要玩味苦涩、困窘与残酷,而是要在苦涩、困窘、残酷中获得经验与智慧。我喜欢语境明确又有象征意味的小说,我觉得程庸正是从这两方面努力的。长篇小说易犯的毛病,也是许多长篇的一个致命伤是:小说结尾的有气无力。《德令哈囚犯》的结尾却很精彩,它是一种巧思,也是主题的更深入:原来女团支书、革命的代表杨也是一个德令哈,某种程度上她甚至比裸露在外的、书中重彩浓抹的德令哈更扭曲更惨痛更异化。一个出色的结尾同时又会是一个漂亮的开始。我相信,关于杨的故事,《德令哈囚犯》的续篇、《手洗时代》的第二部将会精彩地展示。

成为一个作家,特别是小说作家,要具备诸种条件:诗人的激情,不倦的思索,对历史的兴趣与记忆,观察的能力,一定的专业知识。显然,程庸具备了这些。我知道程庸热爱并熟读经典文学名著,迷恋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从不间断写诗,出过诗集,并获《萌芽》文学奖。我知道程庸爱好古董收藏,是传统文化的热衷者。这些优秀特质如今在他的长篇处女作中都有体现。

最后我要说的是,程庸身处传媒,却从无传媒从事人员的喧哗、张扬、世故,像我们司空见惯的那般。程庸的生存状态朴素而纯粹,这样的人在现代社会中是越来越少了,但最后,能够非同凡响的,也一定是这样的人。(按:本文也是南妮为程庸此新书写的序言)


 选稿:俞华君 来源:新民晚报 作者:南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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