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苑 ->> 网络文学

上海滩上的宁波人和江北人


            

上海是由移民组成的城市,五方杂处,华洋混居。除了国外来沪的洋佬番鬼最多时达到15万之众外,来自国内各省的更不可计数。但靠着“近水楼台”之地理便利条件,江、浙两地的外来移民竟占据外地籍市民的一大半,他们反客为主,在人口总数上甚至超过土生土长的本地上海人。现在很多上海人,只有在填写涉及籍贯的各种表格时,才有可能想到自己的祖、父辈原来也是“巴子” (时下上海人对外地人的统称,包括台湾人,也有“台巴子”的美号)。而在沪上外地籍贯的家庭中,宁波人和江北人又占了半壁江山,这两种人在一度存有浓厚地域意识观念的上海滩,成为鲜明对立的两极。

宁波人在上海的优越感特别强,笔者看来,这与早期宁波藉移民在沪筚路蓝缕,取得成功有直接的关系。还在开埠初期,许多后来居上的宁波籍买办就渐渐在上海崭露头角,并不比广东籍商人逊色。曾把自己女儿嫁给“洋枪队”(后叫“常胜军”)首领华尔的杨坊,就是一个称雄于沪上的“宁波大亨”,此人刚从家乡浙东鄞县(县治即今宁波市)来沪时,还被人误认为是挑水夫。由于进过教会学校,会说一口英语,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使他当上怡和洋行的买办,并依附外商致富,成为申城头号鸦片大王,上海的宁波帮、以及大浙江帮(如包括杭州帮)和其他沪上商人都奉其为首富、首宦、首绅。这个宁波大富豪用钱为自己捐戴了道台顶子,1862年被任命为苏松粮道,宁波帮或人称四明公所帮也在沪上成为洋人和官府都不敢小觑的社会势力。到了20世纪,长期担任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虞洽卿,也是沪上宁波老乡引为自豪的“阿德哥”,他不仅以华董身份跻位于租界权力中心,法租界还将现在的西藏南路冠以其名,即虞洽卿路,这在当时的华人眼中,确属难得的殊荣。不过,宁波人自我感觉虽好,历史上的老上海人还是甩下一句颇有意思的俗话:“宁可与苏州人寻相骂(吵架),也不愿同宁波人讲话”。原因很简单,前者讲的是吴侬软语,后者却是近乎噪音污染般地令人讨厌,那充斥着大量象声词的话语,咭咭呱呱地就像有人在放机关枪。用英语形容,就是“very noisy”。

相形之下,江北人的人口总数虽然日趋增多,却被上海人尤其是宁波人看得扁扁的,这与来沪的江北人(广义上包括苏北人和皖北人)大多从事服务性行业,俗称“三把刀”,即理发用的剃头刀、做大饼油条的小摊贩用的切菜刀和浴室里修脚师傅的扦脚刀。还有的从事倒粪桶、扫马路、拉黄包车,以及码头工人等低贱工种。他们中大多因家乡闹灾或逢兵燹,被迫逃难到沪,能找到上述一份工作己属不易。笔者记得儿时常有带浓重苏北口音的剃头匠挑着担子到弄堂为大人小孩理发,价格要比店堂里的便宜,而沪上有把年纪的理发师也大多为苏北人,而且又以扬州人居多。江北人的住处又多呈聚集拥挤而破败之状,大多是棚户区,上海的虹镇老衔、闸北的番瓜弄和杨浦、普陀等都有所谓的“江北弄”。上海人看不起江北人的原因还不仅仅是他们的职业和经济状况差,因为山东、河南、湖北等地也有来沪谋生的,如码头工人过去还有湖北帮等。真正的原因或许同历史上江北人给上海人留下极坏的印象有关。

1862年4月初,由合肥人李鸿章率领的5500多名准军陆续由安庆抵沪,这帮人称“叫化子兵”的丘八,没事时,晒太阳,捉“老白虱”;有事时,既肯卖命般地和太平军打仗,更会骄纵横行,抢上海的富户家室还只是小菜一碟,甚至连时任奉贤县令的杨溥都被一伙野蛮的淮军铭营(淮军将领刘铭传部)官兵杀害,官犹如此,民何以堪!储存在百姓记忆中的历史恶感由此辗转相传。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两次淞沪战争,又让上海人对江北人的表现增加一份反感, 如1932年“一·二八”期间,报纸常出现“江北流氓在闸北抢劫”的新闻;还有的报纸宣称“无知和文盲的苏北人被日本人收买做特务工作”云云。这些带有明显歧视意咪的指责,使所有江北籍贯的人统统成为社会舆论的受害者。 “江北人”长期以来在上海成为骂人的贬义词,并由此引申出“江北腔”,往往泛指无赖痞子相,和籍贯本身倒无太多关系。至于被宁波人、苏南人(苏州、无锡、常州一带)瞧不起的沪上江北人,对外自报山门时总是强调自己是苏北人,或安徽人,他们也不喜欢这个带贬义的称呼。

江北人因为生活水平低下,多少也影响到其性格和涵养,“文革”时期打群架成风,最凶悍而又不怕死的流氓大多来自于江北弄,是公认的事实。“一分钱照太阳”往往也是上海人喜欢揶揄江北人节俭的形容词句;“不来不来一大帮,不吃不吃一大碗”则是挖苦江北人中讲假客气的可笑语气。连独脚戏中引逗市民发笑的传统手法中,拿江北人讲上海话来寻开心的,也经常是屡试不爽的绝招,如沪语“我骗浓就勿是人”,用带江北口音的“上海话”讲来,就成了“无骗龙就百试灵”。在滑稽戏中出现讲江北话的人物,不是戆头戆脑的傻小子,就是凶巴巴的蛮不讲理之辈。这种现象还曾引起沪上苏北籍民众的强烈不满。

对江北人的歧视,在20世纪70-80年代还普遍存在于上海市民的意识中。其时沪上人士所戴的“上海牌”手表按表壳的含钢量来区分表的质量和价格,有“全钢”、“半钢”之分,惟因“钢”和“江”在沪语中发音相同,因而相应地被谑读为“全钢(江)”和“半钢(江)”,分别代表某人父母双方均为江北人者;或其父母双方中一方为江北人,另一方为其他籍贯人者。同样类似的隐指,还有说某某是“苏州北门的人”,以表示其为苏北人。在改革开放之前,沪上很多男女的婚嫁,大多经过介绍渠道,非江北籍人,尤其是宁波人或浙江省其他地区人,以及苏南人和上海本地人,十分在意对方的籍贯,在尚不完全了解对方情况和信息时,对方是否带“钢”,居然成为判断其家庭背景的重要衡量标尺。社会对江北人的偏见达到如此程度,也实在太过分了。

好在社会的发展已使上海人对“江北人”的歧视意识越来越淡薄了。沪上新型住宅楼群的层出不穷,使原来的棚户区不复存在;教育的普及、人才流动的速度加快和社会财富的迅速增加,使原来的“穷街”和“下只角”里得以涌现出大量年轻的成功人士;男女彼此择偶的自由度和开放度大大增加等等,这一切都使传统的地域意识和由此产生的歧视偏见变得不合时宜。现在上海市区里20来岁以下的年轻人,很少有和自己父母讲家乡话的,一般是讲普通话(上海人称之为“开国语”),要么就是使用社会上通行的上海话。试想,在这种情况下,今后谁还会去在意什么“全钢”或“半钢”呢?


 选稿:董维雯 
关闭窗口






  散文|随笔|小说|连载|特稿|朝花|笔会|夜光杯|文华|茶馆|书缘|网络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