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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十大悬念紧绷下半年

    

历史一开始选择了计划经济,几十年的惯性产生了强大的“路径依赖”,计划与市场的冲突随处可见。本来是市场经济题中应有之义的东西,现在却成了悬念,比如健康的股市、不姓“国”的银行、房产自由交易、廉价的汽车……

股市涨到3000点?

今年年初的时候,股市开始大涨。记者在1月上旬写过一篇《股市春季攻势提前发动》,在那篇文章中,记者说,“宏观面不支持大的行情”。说来惭愧,当时沪市指数大概在1300多点,而今天已经站在2000点之上了,半年多的时间里,足足涨了50%,怎么叫“不支持大的行情”呢?

那篇文章给出的理由是:GDP增长和企业赢利水平的增长是两回事,1998年,中国GDP的增长为7·8%,而当年中国企业的平均利润却下降了17%。在企业改革没有取得大的突破的时候,虽然有加入WTO和外贸增长的好消息,但是上市公司2000年的业绩仍然不会非常好。在股市自身建设上则存在着:信息披露问题多;圈钱之风盛行;上市公司还是老的运行机制,“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在扩容方面政策性地向某些“身份”的企业倾斜,使得投资人不能充分分享优秀企业的成长等问题。

文章的结论是,这样的股市投资价值不大。

这里暗含的一个前提是,股市涨落的“基因”是上市公司的业绩和股市自身建设,它们决定着股市的涨落。大约在一个月后的2月中旬,亿安科技闯过了100元大关,在解释它何以如此的时候,记者才意识到,在上一篇文章中,记者没有很好地区分“应然”和“实然”:虽然从道理上讲,股票的涨落应该和上市公司的业绩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实际上,只要有足够多的资金,业绩差的股票照样可以炒上天。至于股市自身的不完善恰好为炒高股价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在那篇讨论亿安科技的文章中,记者讲到了“股市的政治经济学”,我想用它来说明,决定股市涨落的并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而是各种利益团体的博弈,各种利益团体的合力才是左右股市涨落的真正“基因”。

一个不断上涨的股市符合各方面的利益:“庄家”、大户吃肉;散户喝汤;上市公司圈钱;国有企业解困。只要这样一个利益格局不发生变化,股市想跌下来都难。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迹象显示在2000年的下半年,这种利益格局会发生变化。所以,虽然到现在为止,今年的股指已经涨了50%以上,在未来的半年里,如果没有大的变化,股市大概还是要涨。业内人士的说法更专业,让我们听一听他们的意见。记者采访了深圳、北京和上海的三位业内人士,他们对下半年的股市都持乐观的态度。华鼎财经的祁大成认为,从宏观经济面和监管部门的政策取向来看,现在的股市都处于10年来最好的一个时候,在下半年,这种情况仍然能得以继续。在冲击2200点后,可能会有一个调整,其后会持续上半年的大牛市,达到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高点。

“虽然,”祁大成说,“股市还面临着一些不利的因素,比如,从中报来看,上市公司的亏损面还比较大;其他国家的股市如果出现大调整可能会影响到中国股市;国有股法人股的上市问题也是一把悬在股市头上的剑等。但是,只要整体的宏观经济面和监管部门的政策取向不发生变化,大牛市就能延续”。

华夏证券研究所的董晨认为,在下半年,沪指有可能会上摸2300点,条件是,在政策面上没有诸如国有股流通之类的重大利空;在市场上出现科技股反弹;同时,国企大盘股没有下跌。如果有比较大的利空出现,下半年有可能会下探1800点。

同祁大成先生一样,董晨先生非常强调“政策面”对股市的影响。他认为,今年的“政策面”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以前,政策强调控制资金入市,并用新股额度等来压制股市上涨;现在资金入市的条件被大大地放宽了,机构投资者受到了“超常规”的扶持。在一个资金宽裕的市场中,全面的上涨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

申银万国的张皓比董晨更乐观,他的看法是,本轮上涨可能一直会到3000点,虽然在年内大概只能看到2200点的样子,明年后年会接着涨。

张皓先生把整个股市描述为一个高度控盘的庄股,最早的时候,几个“大户”就可以控制整个股市,后来是大的券商才能做到,现在是新基金和“战略投资人”。

在大户和券商的时代,典型的炒股方式是:先低位搜集筹码,然后拉升,最后在高位放量对倒出货。相应的市场的表现是不断地起伏。

在新基金和“战略投资人”的时代,炒股的思路发生了变化,那就是,一旦他们重仓杀入某个股票,就不打算出来,而是不断地推高股价。张皓用这种理论解释为什么不用很大的成交量股市就能连闯新高。

会不会出现网络公司倒闭潮?

下半年会不会出现网络公司倒闭潮?答案是“会”。

推理很简单:网络公司大规模拿到上一期风险投资,时间是去年4季度到今年1季度之间。按照通常的阶梯融资计划,它们应该在半年到一年后进行下一期融资————但是自从纳斯达克4月份跳水以来,网络公司在私募市场上成功融资的故事,扳着指头就大抵数得过来了。

这样算来,从今年4季度开始,一批网络公司将弹尽粮绝,消失在黑洞般的“互联网空间”里。斯时业界人来人往的热闹,大概只有它们诞生那阵子可以相比。

当然这个算法的前提之一,是网络公司继续其原有的支出计划。事实上从4月份开始,业界就不断传出某某网络公司搬出嘉里中心———这幢庞大的甲级写字楼聚集了北京数十家网络公司———的消息,它们选择了更便宜的办公场所。仍然留在嘉里中心的公司,大部分也悄悄地撤下了地铁通道里的广告,甚至办公桌上多余的热敏纸。网络英雄们自然而然地学会了精打细算。

就连已经上市的Tom.com,李氏家族的Tom.com,8月1日公布上半年亏损1·9亿港元。“气候不同了,”一个风险投资基金的管理人说,“过去是比谁烧钱快,现在是比谁活得长。”

但是很显然,放慢烧钱速度并不是根本的生存之道,根本的生存之道是产生收入,以至赢利。一旦重新拾起这样的标准,昔日的网络热看起来真的像发烧。

有报告说,包括C2C、B2C两大模式,中国的消费类网站1100多家,去年一年的全部收入,只有5500万元,平均一家5万元———这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数字,也就是说,这些网站花掉的几乎每一分钱,都是风险投资,而风险投资花完的时候,也就是它们的死期。

剩下的问题是,到底有多少网络公司会倒闭?

我们不妨倒过来,算算有多少网络公司活得下来。除了再次融资甚至上市————现在嘴边还挂着纳斯达克的,好像就只剩下8848和和讯了———活路还有一条,那就是被购并。

购并的主力军无非三类:一是已经上市的国内网络公司;二是海外包括香港领先的网络公司;三是传统公司。

已经上市的国内网络公司有新浪、搜狐、网易,再加上中华网,再加上在香港借壳上市的人人,一共5家。这5家公司等于拥有了自己的发钞权————股票就是它们的钞票。在互联网的圈地时代,上市公司用股票去收购,收购又往往使股票升值,所以一个雅虎可以收购数百家网络公司,一个光通信也可以收购数百家网络公司。

但是这样的故事再也难以出现了。在上述5家公司里,只有中华网投资了5家网站,人人收购了3家网站,新浪、搜狐、网易无一出手。上周搜狐、网易的股价双双跌破5美元————它们的钞票贬值了,购并能力缩水了,而不被市场认可的购并只会引发新一轮贬值和缩水。

新浪网的日子要好过一些,但其他网站好像很难分其一杯羹。“我们不会为购并而购并”,王志东说,“我们对做一个投资公司没有兴趣”。而如果单从既有产品线的角度,适合新浪的购并对象并不多————有特色的内容网站,或者有在线业务的软件公司。据说有几家特色内容网站在跟新浪谈购并,“新浪不急。”一家小网站的CEO无奈地说。

这是一个买家的市场。事实上王志东在去年9月份接受记者采访时就预言,互联网的故事同样将是一个残酷的故事。他当时说:在这中间,很多公司会失败,很多投资会血本无归,很多人的青春年华会消耗掉。

海外领先的网络公司比如盈科,业界一度风传盈科要把以谢文为首的原中公网整个核心团队悉数纳入囊中————中公网正是以成功收购联众游戏而闻名,却迟迟未有正式消息。盈科的胃口是毋庸置疑的,但它的谨慎同样是毋庸置疑的。以其对国内情况之熟悉,只有真正有前景的公司才能获得机会。

今年以来,网络公司与传统公司的整合开始被视为网络经济脱胎换骨的机会————网络更多地作为传统公司的成本中心而不是利润中心,重获新生,这就是所谓“鼠标加水泥”模式。如果这一整合开始的话,场面无疑要大大超过上面所说的网络公司之间的整合。但是对于网络公司而言,问题在于:传统公司“收购”网络公司的人就可以了,为什么非要收购网络公司?如果要说品牌移植的话,恐怕还是移植传统公司的品牌更有价值。

有分析人士曾经称,90%的网络公司要关门。中国的网络公司大概有4万家,算来算去,活得下来的没有4000家,方知此人并非打诳语。

你的钱往哪儿存?

在众多的银行中,中国民生银行是十足的小字辈:成立于1996年1月,注册资金仅为13·8亿元,总资产也不过400来亿元的样子,全国的营业网点加在一起也只有50来个。用不了多久,这些数字都得改写了,因为民生银行马上就要上市了。

民生银行的上市只是中国众多股份制银行上市的一个序幕,排在民生银行后面的还有交通银行、光大银行、中信实业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和福建兴业银行———当然,它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将会选择海外资本市场作为自己的上市目的地。

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是我国银行业的顶梁柱,即使到了今天,它们仍然拥有中国最高的银行信用。老百姓想也不想,就会把自己毕生的辛苦钱存往它们那里。政府背景的信用带来了良好的现金流,良好的现金流掩盖了四大商业银行的种种问题:大量的呆坏账、资本金严重不足、约束和激励机制低下,赢利能力差。

自从出了个亚洲金融危机,金融风险就显得离我们更近了一些。于是,银行改革的呼声好像就更强了一些。

改革的思路很快就提出来了:剥离呆坏账,成立专门的资产管理公司把呆坏账接手过去;发行特种国债,用以补充四大国有银行的资本金;进行更严格的信贷监控,以防止新的呆坏账出现;进一步明晰商业银行和政府财政的分野,政府不再干涉商业银行的具体业务;逐步放开资金市场、存贷款市场,给各个商业银行的竞争营造一个公平的环境。

前两项工作进行得很顺利,没用多长时间,各家银行的资产管理公司纷纷成立了,把呆坏账接了过去;国债也很快就发了下去,四大行得到了国家2700亿元的注资。

当改革要让国有独资银行成为一个真正的企业,成为一个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单位时,碰到了真正的麻烦。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为了减少新的呆坏账的产生,很多地方都实行了严格的“行长负责制”,规定呆坏账到了一定的数目,行长就要下课。这样做的一个结果是,银行尽可能少地往外贷款,然后把从老百姓那里吸收来的存款存到中央银行,去赚那少得可怜但是没有任何风险的息差。

在国有独资银行的改革难有起色的时候,人们把目光投向了股份制商业银行。

虽然各个股份制银行的情况不尽相同,但从总体上说,它们要比四大行好一些。

以即将上市的民生银行为例,从一开始,它就做得有板有眼:它的财务报表是经过普华永道审计的,普华永道是世界五大会计事务所之一。目前为止,民生银行还是惟一一家主动这样做的国内银行。

在内部约束和激励机制方面,民生银行也在努力和国际惯例接轨,并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绩。在成立的第一个年头,民生银行就开始赢利,此后的几年里,赢利不断地增加,1999年的报表显示,民生银行的税前利润为3·6亿元,同比增长近50%————考虑到它的注册资金只有13·8亿元,3·6亿元的税前利润当然是个非常令人振奋的数字。

这样好的银行当然没有理由不大发展,要发展就要有钱,钱从哪里来呢?

也许有人会问,银行不就是给别人贷款的吗,它还会缺钱吗?其实,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和银行自己的钱是不同的,一般说来,银行自有资金不能少于总资产的8%,否则就被认为有风险。

跟国有独资银行不同,股份制商业银行没有机会得到政府的注资。在这样的背景下,通过股票市场融资就几乎成了惟一的一条路。借助资本市场,股份制商业银行将会有更大、更快的发展。

在目前的中国银行业里,四大行少说也拥有80%以上的市场份额。而在未来,借助资本市场的威力,更灵活、更富有生机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将会迅速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就像当年乡镇企业、民营企业迅速成长,从被国有企业垄断的市场中分到了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一样。这样发展下去,中国的银行业格局也许会发生变化,一个重新洗牌的时代即将到来。

与此同时,利率市场化的改革也箭在弦上。7月19日,戴相龙宣布了放开利率的大致原则,意味着中国银行业利息“一刀切”的时代即将结束。

下半年有可能出台放宽贷款利率浮动范围的政策。中小企业将较以前容易获得银行贷款,当然利息要高一些。

如果这场改革全部到位,作为储户,你很可能要面对一个新问题:是去大银行存钱,还是小银行————大银行利息低,也许安全些;而小银行利息高,风险相对大一点。你必须自己做出选择。

有选择比没选择好。

二板能否立起来?

对一个画家来说,一张白纸的吸引力也许是最大的,因为那上面可以画世界上最美的画儿。

二板市场就是这么一张白纸,人们对它寄予了很高的期望。80年代的时候,人们对股份制寄予厚望,认为企业改革千头万绪,股份制改造是个灵丹妙药。通过股份制,可以明晰产权,并相应地明晰出资方、经营管理者和普通员工三方的责、权、利,而责、权、利的不明晰一直使企业改革难以深化下去。

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一个副产品就是股权的交易,有交易就要有市场,到了90年代,全国各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股权交易市场,其中上海和深圳的交易市场拿到了“准生证”。

但生下的孩子也有先天不足。比如国有股法人股的流通问题;比如什么样“出身”的企业才有机会上市的问题;比如配股条件的问题;比如上市公司能不能“下课”的问题等。

这些问题盘根错节,再加上各种利益集团的介入,看起来不大容易解决。

20年改革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当改变“存量”遇到阻力时,设立一个全新的“增量”是个好办法。“二板”就历史地成为这样一个“增量”。

其实,“二板”在刚开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时扛的是一个叫“高科技”的大旗。当时的“二板”被叫作“高科技板”———据说,现在定下的正式名字是“第二交易系统”————言下之意是,只有高科技企业才有资格在“二板”上挂牌上市,而你是高科技还是低科技,得找科技部、中科院去认定。

这个思路很快就被否定了。“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资本市场不是诺贝尔奖,它重视的是企业的赢利能力而不是科技含量,人为地设立一个“高科技认证”有什么好处呢,除了增加一个利益集团外?

从现在能见到的材料来看,“二板”将是这样一个市场:第一,上市门槛低,资本金的要求为2000万,无形资产可以占到70%,企业成立时间只需两年,不要求有盈利记录;第二,对企业经营管理队伍有一定的要求,在2年内管理队伍不得发生大的变化;第三,发行审核委员会全部由专业人士组成,政府官员不参与审核;第三,信息披露更严格,要求每季度都有财务报表公布,遇重大事件随时披露;第四,更好地实现同股同权,所有的股票都可以流通,虽然会要求发起人、企业内部人员所持有的股票在一定的时间内不得套现;第五,市场交易更自由,没有涨跌幅的限制;第六,中介机构————主要是券商和会计师事务所————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他们有义务向投资人展现一个全面、真实的公司。

与现在的沪深股市相比,“二板”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定位非常明显。而这个层次上的民营企业占了相当的比例,它们有比较强的市场适应力和活力,但缺乏融资渠道,相信一个好的二板市场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并进而对中国整体的经济形势带来正面的影响。

不过,令人担忧的因素也不是没有。而今的沪深股市盛行炒作股票,很多股票的价格已经脱离了公司的业绩和成长。在一个上市公司“盘子”更小,没有涨跌幅限制的市场里,炒作显然会更容易一些。如果在“二板”上挂牌的公司在信息披露方面没有进步,甚至把股市当成自己的提款机,炒自己的股票,“二板”就显得非常危险了。

关于正式设立二板市场的时间表一再被推迟:最初的说法是今年6月份,后来就成了今年下半年,再后来就成了今年底明年初,现在又有人说恐怕得等到明年中期。迟一点没有关系,关键是从一开始就要规范,别给以后留下后遗症。

油价到顶了吗?

就像一场精心设计的赌局,当别人开始下注时,你除了毅然跟进咬牙挺住外别无选择。关于成品油价格在8个月内的5次上调,栖身于国家计委宏观研究所的王建就作如是观。

王断定这蓄谋已久,是美国人企图控制全球经济的步骤之一。他的判断依据如下:美国的新兴产业对传统能源的需求不高,而传统产业却须臾离不得传统能源,这次国际油价震荡,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正在从亚洲金融危机中复苏的国家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与王建特立独行的高论相比,更多的专家则露出灿烂的笑容。原因无他,就像撬动地球的那个支点一样,国家正好可以凭借油价高企的机会抬高运输成本,进而拉高零售物价,以局部盘活全局,使持续走低的通货紧缩得以缓解。如果这一判断属实,无疑是几年来政府梦寐以求的结果。所以这一派大有相视一笑、莫逆于心的味道,断定政府决不会急于改变现状。相反,倒是乐观既成事实。

此类大而化之的论述并不能摆平来自微观层面的抱怨之声。毕竟是牵一发而动全局,企业的叫苦声自不必言,6·7万名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倒委实弄出了点动静。

不安的情绪总比乐观的情绪更具有传染力,面对每个月新增的三四百元运营成本,北京的出租车司机火气陡升,各类充满愤激之辞的火气虽然无助于油价下降,但是没有人能阻挡他们发泄对所在公司的诅咒与谩骂,情不得已,一位副市长亲自出马与司机代表座谈,最后,政府经过反复权衡斟酌,拿出一套应对方案,由公司向司机“支付”每月100~120元的燃料补贴,怎么看都像是一个头痛医头的权宜之计。

但是作为原油成品油价格的改革方案和推进节奏却不可能采用权宜之计。事实上早在1998年6月,国家就痛下决心要使原油价格直接与国际价格接轨,根据国际价格的变动每月一调,眼下媒体炒得火热的油价每月一调,即根源于此。

倘若以此作为背景,则最近的反复上调价格就令人倍感蹊跷。这期间国际油价除在5~6月间大幅上扬,国内油价亦水涨船高外,在2~4月份是下挫之局,国内油价却不降反升,大违常理。官方的解释是因为在1998年油价改革时未能一步到位,现在正可借国际油价下跌时上调。

这显然是一个不太令人信服的解释。那么8月份呢?按照美国能源情报署的预测,今后几个月世界平均原油价格下降已成定局,国内油价是否会因之回落?回落的幅度有多大?

对此,北京安邦咨询公司的分析员小心翼翼地建议,是不是有变化,请大家拭目以待———全然是句空洞无物的废话。但此类废话却折射出了公众的复杂心态,以及对中国石化行业公信力的怀疑————反言之,到时就是不降价,人家自然会有大堆理由,或者采取进一百退五十的策略,以缓和给公众造成垄断的不良印象。

这一担忧并非是空穴来风。

今年3月27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中石化集团总经理李毅中公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扩张计划:“在现有的1·2万个加油站的基础上,中国石化今年将增加8000个,使自己的加油站总数达到2万个。”李的讲话并非是无的放矢,毋宁说是针锋相对———壳牌公司董事长司徒慕德当时在场,他自然能听出其中含而不露的火药味。

加油站这一销售终端,牵涉到产业链上游的中国油田和炼油企业在未来的生死存亡。一旦为外国石油巨头所掌控,其间凶险不言而喻。

BP阿莫科石油公司亚太地区总裁德开瑞曾坦言:“到目前为止,这一领域确实没有向我们开放,我认为,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各自权限上有一定的模糊性,我们在当地都获得了合法的经营许可证。”

当局当然不希望这一局面呈蔓延之势,不得已再次担当起“行侠仗义”的角色,五部委联合发文,要求所有的加油站必须与中石化或中油签订供油合同,否则予以清理。

据透露,中石化已拿出100个亿收购、联营、新建、划转加油站,这笔费用必然要摊进油价里。加之成品油进口尚未开禁,整个油源为两大集团所掌控,不由使人对未来价格走向心存疑虑。

分到手的房子能卖出去吗?

贵州房改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局部案例。在很多时候下,激进的主张会拥有更多的吸引力:荡平一切,重起炉灶,毕竟一点一滴地改造世界是多么的乏善可陈。

但是,在房改的路径选择上,贵州房改并非主流方案。正如一位房地产专家所言,房改水深难测,是一步到位还是逐步到位,是暴风骤雨的激进式改革还是和风细雨的渐进式改革,决策当局选择了后者。

专家们认为,贵州房改的成功是一个异数,并不具备普遍性,在全局推行的可操作性与风险度难以把握。

贵州房改方案的核心是:将存量住房资产,按职工工龄、职务等因素,公平地再分配给每个职工,把单位原来用于建房的资金以货币形式发放给职工。

建设部住宅与房地产公司副司长侯淅珉认为,贵州房改方案是一种思路清晰、测算复杂但操作简便的方案,但既然是住房利益的再分配,就必然会出现“多退少补”、剥夺现有既得利益者的局面,而剥夺,类似于一种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就隐含着一定的政治风险,这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支持。

大多数地方采取了渐进式改革道路,即以增量改革为重点,逐步改革现有住房使用方式的方案。侯淅珉认为,这一方案之所以成为主流,主要是它具备改革的自愿性、渐进性与突变性三者合一的特性,减少社会磨擦与震荡。

在缺乏强有力的刚性统筹的格局下,尽管国务院曾三令五申,制止低价出售公房,但法不责众,利之所在,众必趋焉,公房出售怎么看都像是变相的准福利。因为未曾考虑级差地租,也未曾评估过不同房产的建筑成本,各单位售出的公房本身就包含着当年福利分房时存在的巨大不公平。

失望仍然是到处弥漫的普遍情绪:买下公房的个人距离合法租售自己拥有“产权”的住房还相差甚远,而寄望殷殷的公房上市二级市场却有价无市,生意清淡。

平心而论,激进式的改革方案明显带有一般意义上的设计色彩,而渐进式方案则贯穿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意味,小心翼翼地涉水前行,有时感觉脚下的石头太滑,就不得不停留下来思索一下。

比如说,眼下各界望穿秋水的公房上市在大多数城市正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只有公房上市,才能在市场上真正体现出公房私有的彻底完成。在另一个层面上,公房的流动性亦可逼迫商品房价格回落,并最终达成决策者所热切盼望的结果————房价“双轨制”逐步靠拢。

但是这一愿望受到了现实的无情嘲弄:公房上市若不加限制,则当初分配的不公平立即会以货币化的方式整体显现,几倍乃至十几倍地收益将最初的不公平予以放大。

这是当初方案设计意想不到的内伤,属于胎里毛病,本来是为了规避风险,却不料引发了另一种风险,不得已之下,为调节这种不平衡,就多了公房二级市场的收益调节标准。

以北京为例,房改房成交单价如超过4000元,那么4000至5000元部分的80%归售房人所有,5000元以上部分的50%为售房人所有。至于房屋超标面积的上市出售收入,只返还给个人购房时所支付的成本价款,其余上交财政或返还原单位。

观察人士指出,这种繁杂的准入制度和苛刻的收益分配截留下了大量有意上市获利的公房,理性的制度设计反而造成二级市场意料之外的低迷状态。

绵延20年之久的大张旗鼓的房改史是一幕令人难堪的戏剧,相当多的人早已丧失了等待的耐心。毕竟,整个社会的心态变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与此相对应,商品房却日趋活跃,业内人士更乐观的估测,商品房下半年走势曙光已现。

汽车猛烈价格战会爆发吗?

7月25日,神龙富康在四川的全线降价只引起了市场上短暂的“骚动”而非震荡,就像那个道与魔斗法的古老游戏,漠然的对峙是一种常态。消费者被鼓动起来的不是购车的热情,反倒是更加强化了原本根深蒂固的成见:降价尚未探底,继续持币观望。

因为有前车之鉴。几年前装一部电话多少钱?6000多元!几年前一部手机多少钱?3万多!几年前电信部门怎么回答来着———建设规模大、线路成本高、无法降低安装成本等等不一而足。几年后,事实证明这只是垄断利润者的谎言。

但也有人不这么看,理由是你不能因为摸到了大象的尾巴,就像那个印度瞎子一样一口咬定大象生来如蛇。

铃木奥拓一位负责人站出来现身说法,奉劝大家不要以为加入WTO后车价如何如何,实际上就微型车而言,不是车贵,奥拓车的国内价与日本市场价格相若,而是使用环节上中间盘剥太多。比如成都环境好一些,奥拓在当地每月销售一千多辆,形势喜人;而在温州,买一部奥拓车,仅上牌照等环节就要花8万多元,加上车价总计13万多元才能上路,结果奥拓一个月也就百八十辆,惨得很。

很难将汽车行业这部多脚本故事的枝枝叶叶作透彻的描述。当汽车厂商将怨言开始引向汽车消费政策时,各地的乱收费正呈风起云涌之势。

中央政府似乎早就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几年来着手清理了一些。但新的项目却又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消极的抵制与应对之策广泛而又普遍。这是一个很善于以无声的方式保护自己、维护自身利益的庞大集团,这些行动不像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通同作弊。铲除乱收费,就如同将他们的饭碗连锅端掉,从安定团结计,奢望政府短期内收效卓著无异于梦想,最后还得靠汽车厂商自己。

奥拓在江苏的一位经销商抱怨说,车商降价不如政府降低费用效果明显。厂商确有降价余地,但在对手没有形成逼迫、降价又收效甚微的情况,不会有进一步降价的动力。

乍一听来全然一副价格复辟的口气。但是新变量带来的未知凶险正一步步逼近,价格战全面爆发的可能性颇大。

最大的变数来自于天津丰田。公开披露的信息称,天津丰田推出的首期车型为VITZ车(中文译义机智),2002年将推出PLATZ。这两款车型均来头不小,1999年在全球销售50万辆,同年在日本与欧洲获“最佳车型奖”,机智车在国内售价初步定为10万元左右。

业内人士认为,丰田此次出击中国市场,其研究的深入、范围之广泛、分析之精确、决策之果断,放眼天下,只有美国佬能与之比肩。

在大众和雪铁龙大举进入中国苦心经营十多年后,本以为早就坐稳江山,但还是被丰田钻了空子。原来在1·0升的奥拓到1·6升的捷达和1·8升的桑塔纳之间,还有一个1·4升车的广阔市场被不可思议地漠然置之。

这次丰田踌躇满志地大举杀入中国市场,既不与本田和别克角逐高档公务车市场,也不与大众、雪铁龙这些老厂家争锋,而是专注于低排量经济型的家庭轿车,看准了这一领域未来不可限量之光明前景,眼光手腕俱显老辣。

我们很难判断是否受此刺激,上海通用也遮遮掩掩地放出风来参与角逐。先是外界盛传可能为十万元左右的经济型别克,而后一变为欧宝。其欲言又止的背后似乎别有隐情。上海通用总经理陈虹在接受媒体时毫不讳言:“通用在小型车生产上并不缺乏经验,我们会设计出真正适合中国百姓的本土化小轿车。”

丰田与别克的姿态与行动表明,一场飓风即将来临。

国家机械工业局副局长张小虞曾说:“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市场在我们手中。”问题是只有占领了,市场才算是我们的。就连人称“中国涉外贸易第一人"的石广生面对国产轿车,也曾大摇其头:这车太贵。是呵,太贵了,产销量不大的汽车产品不可能成为支撑国民经济的支柱,充其量只是一个配角。

一辆农用三轮车,以开始使用到报废,大约要用40条皮带,2000万的产销量能带动多少皮带厂?这意味着大量的失业者重新捡回了饭碗与笑容,也意味着国泰民安。在此意义上,如果不清醒和精心地培植数量最大的汽车消费群体,汽车工业就没有希望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

业内人士指出,如果政策环境不变,汽车厂家官商心态不变,不去降价以争夺最大的消费群体,那我们的大龄婴儿真得要吃一辈子奶了,而WTO又不允许这样,看来只有夭折的份了。

好在搅局者丰田杀将进来。多米诺骨牌即将倒下,它将砸出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呢?

WTO还有悬念吗?

中国加入WTO几乎没有重大悬念。

2000年盛夏,剩下的惟一悬念是拿到那张代价不菲入场券的时间。WTO总干事穆尔7月11日在洛美说:在解决了遗留的一些技术性问题后,中国能够在今年底以前加入WTO。7月27日。日内瓦。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在中国加入WTO工作组第11次会议结束时神情轻松,会议对多边谈判起草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法律文件取得的进展表示满意,第12次会议将在9月中旬举行。

几乎在同一刻,大洋彼岸烟幕散尽:迫于白宫和商界的双重压力,美国参议院以86对12票通过议案,决定于9月份就对华PNTR(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进行辩论。尽管辩论未必一定表决;尽管参议院对众议院的议案如有一字改动,众议院还需再折腾重新表决一回,而此间民主党参议员韦尔斯顿的助手已警告,正在拟定的修正建议有“十多项”;尽管美国11月大选在即,PNTR可能成为焦点,但对美国而言,真正的原则问题是,不授予PNTR给中国,美国只能傻坐着看欧、日坐享渔翁之利!

与前WTO时代刚相反,后WTO的中国,惟一能确定的是开放不可逆转性————进去出不来。所谓多边法律条款,说白了就是不准反悔的条款,否则准备接受国际法制裁吧,这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

对国家、行业和个人而言,后WTO时代的悬念已经提起来了。

原先中国如湖,世界似海,中间有堤闸相隔,海的汹涌波涛难撼湖之风平浪静,即使金融风暴席卷东南亚、韩国、巴西、俄罗斯,但也未能冲击当时相对封闭的中国资本市场。但加入WTO后,湖和海之间的堤闸将逐次降低乃至消失,湖泊已难独善其身。

湖海归一,中国将与世界经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我们只能期待世界经济正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而日益繁荣昌盛,而不是像“讨厌”的经济学家克鲁德曼预言的那样————“萧条经济学正在回归”,这将成为中国加入WTO后的最大的悬念。

龙永图前不久在成都说,如果顺利,中国将在今年年底加入WTO。那一天会是平淡的一天,跟往常没什么差别,但很多深刻的变化将从这一天悄然开始。张庭彬

遗产税要开征吗?

遗产税、赠予税、个人所得税是一国政府调节收入差距、缩小贫富悬殊、减少社会冲突、维持社会公平的重要制度保证。这些累进制税率的税种使富人多纳税、穷人少纳税或不纳税,政府则将富人的钱用于提供社会公共产品或用于转移支付,维持整个社会的基本福利水平,使穷人不至于衣食无着。

遗产税是去年6月26日摆上台面的,那一天,财政部长项怀诚在报告下半年财政安排时提到要“尽快开征遗产税、调整个人所得税有关征收政策,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他还提到要考虑开征利息税。

后两件事很快就做了,只有遗产税千呼万唤不出来。

这似乎有点难以理解,因为从公开的信息来看,各方面对遗产税这一在西方被称为“罗宾汉税种”的所谓“良税”都很认同。而我国收入差距越拉越大,已到了非调节不可的程度,一个被媒体广为引用的数字说:目前中国80%的银行存款掌握在20%的人手中,而80%的人只拥有20%的存款。

所以,从去年到今年,媒体都在说“年内即将开征遗产税”。

7月底,项怀诚好像又朝火里扔了一捆柴,他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说,“中国将充分运用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等工具,对社会不同成员、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进行调节,缓解个人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但是他的副手紧接着又往火里浇了一瓢水,中央电视台7月31日报道说,国家税务总局局长金人庆称中国开征遗产税尚需时日。电视台援引金人庆的话说,从立法的角度看,遗产税的出台还需要大量的准备工作,比如纳税人如何确定被继承人遗留财产的实际数量和财产价值如何确定等。由于我国民法和继承法中没有提到公民死后要缴纳遗产税的问题,如果要开征遗产税必须相应地修订民法和继承法。

这就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了,因为月初的报纸还说据国家税务部门透露,有关遗产税条例已起草完毕并上报国务院审议,被纳入全国九届人大立法计划的遗产税法,预计今年下半年会有定论。

琢磨来琢磨去,估计除了金局长说的上述理由外,遗产税迟迟不开征的另一个原因恐怕是起征点难以确定。

征税动机直接决定着起征点的高低。如果以调节收入差距为惟一目的,那么起征点就应定高些。如果还想着以此增加财政收入,那么起征点就会定得比较低,比如四五十万元。这样一来很多人都得交税,因为据说我国家庭财产超过100万元的家庭已达到1000万户。

许多专家不赞同用遗产税为财政筹资,他们认为征收遗产税只是国家的一个公平机制,并不是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个手段,它只是针对极少数人实施的,作用仅仅相当于一个平衡器。如果把这个税搞成一大批人都要交的税,就不仅与初衷相违背,而且会带来妨碍人们拓展事业扩大财富积累的副作用。

税务总局的同志们下半年将格外繁忙。因为除了孕育中的遗产税,另外还有四大税收政策即将出炉————个人所得税、增值税、消费税都有重大调整,吵嚷多时的燃油税也会付诸实施。

景气低迷会结束吗?

经济复苏似乎盼着盼着就真的来了。人们不再缩手缩脚,得了闲专挑大商场跑。地段价格稍好一些的房子,几十万元一套,刚刚看见个地基就紧着付钱。房地产商发现,已经烂掉的楼盘稍事运作就可能重现生机。他们确信正在迎来1993年以来最黄金的时期。汽油、钢材、平版玻璃的买家们则相当不习惯地发现,厂商在3年之后,重新试图跟他们讨价还价。

今年上半年,GDP增长8·2%。这是整整三年来最闪亮的数字。尤其是,消费价格指数破零线而出,比去年同期上升了0·1%。也就是说,如果以这一指标来衡量,中国经济已经走出了景气低迷的沼泽。事实上,零售价格指数虽然还在零线以下运行,但降幅也已经大大降低。

量价配合,似乎再无理由看空。但是在说出最后的结论之前,我们不妨对这两个数字————GDP增长率和物价水平————稍稍条分缕析之。

多数分析人士非常容易忘记一点,今年是闰年。也就是说,今年上半年比去年上半年多一天。事实上这一点是切切忘记不得的,因为相对去年上半年181天,多一天也就多出了0·5个百分点。这样,今年上半年可比的GDP增长,只有7·7%———这个数字已经不那么令人兴奋了。

我们还不得不指出在这个7·7%里,包含了假日消费效应————“五一”长假对消费的刺激有目共睹,剔除季节因素后,5月份的消费品零售额比4月份增长了2·2%,6月份比5月份则下降了1·0%———而这一效应是不可持续的。

这种说法听起来有些费解,今年“五一”放7天,明年“五一”不也可以放7天吗?但是请注意,我们一直谈的都是“增长”的概念。去年“五一”放5天,今年放7天,就假日消费效应来讲,增长率是40%。明年再放7天,增长率就是0了。事实上今年下半年假日消费效应就很难发挥作用了————因为去年“十一”,我们已经放了7天。

据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估算,在8·2个百分点的GDP增长中,消费增长贡献了5·3个百分点,投资增长贡献了2·2个百分点,净出口贡献了0·7个百分点———这一数字比很多分析人士想像得要低,因为是出口与进口之差,也就是净出口构成了最终需求,而不单单是出口。可以看出,消费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主力军。

我们继续分析消费。从去年“十一”开始,政府将公务员工资提高了30%。与上面关于“增长”的分析一样,这一政策性的“增长”效应只能持续到今年的9月30日。也就是说,加薪效应作用于今年下半年的时间,将只有今年上半年的一半。

今年上半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1%。这笔账很大程度上要记在去年年中增发的600亿元特别国债和今年增发的1000亿元特别国债上。接下来的这句话的确属于老生常谈,但是我们还是愿意重复一遍:民营部门对政府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反应是投资增长能否持续的关键。如果民营部门的信心得不到恢复,投资的增长很可能会在下半年失去动力,正如我们在去年上半年已经观察到的一样。

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的真正亮点是房地产特别是居民住宅投资。今年前5个月,房地产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1%,其中超过2/3来自居民住宅投资。也就是说,居民住宅投资的增长,为GDP增长贡献了约0·3个百分点。从需求的角度,这一增长甚至更高速的增长可以持续15~20年。但是从供给的角度,还需要政府在规范土地批租、清理收费以及深化房改上再做文章。

综合起来,我们的第一个结论是:今年下半年GDP增长超过上半年尚须努力。

我们接下来看物价。当我们把消费品稍做分解就会发现:食品、衣着、家用电器、文体用品,今年上半年的价格通通继续走低,也就是说,它们还是“紧缩”的。但是消费价格指数为什么变成了正值呢?答案是“居住”和“服务”两项涨价了。我们再分解下去,“居住”里头,公房房租和电费“通货膨胀”了;“服务”里头,学费“通货膨胀”了————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上半年学费上涨了30%。

很显然,所有这些“通货膨胀”项,都是价格改革而非有效供求改变的结果。对一个经济体来说,它们具有的,更多不过是数目字上的意义。

今年下半年,主要消费品价格将延续上半年的向下走势。原因很简单:彩电、洗衣机、冰箱、服装、纺织品的库存还在继续增加。其中彩电、冰箱今年上半年的库存,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0%。我们很容易判断“彩电价格同盟”一类组织的命运,因为他们根本不具备跟消费者讨价还价的本钱。

零售价格指数降幅降低,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国外订单而非内需的增加。而生产资料价格上升,一来自钢材等行业的限产政策,二来自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上升————同样推导不出内需增加的结论。事实上,今年上半年服装出口大幅增加,服装价格比去年同期仍然下降了1个百分点。

综合起来,我们的第二个结论是:虽然经济出现重要转机,但年内能否结束景气低迷仍是个谜。

事实上,文首的描述也可以改写如下:跟萧条说再见并不容易。人们得了闲就往大商场跑,因为那里的冷气充沛,而且几乎每次都会碰上新的打折机遇。汽油、钢材、平版玻璃厂商在3年之后,重新试图跟他们的买家讨价还价,但是这显然只能加重买家们————比如家电厂商的烦恼。只有房地产商确信他们正在迎来1993年以来最黄金的时期。但是整个上半年,住宅投资只为GDP增长贡献了0·3个百分点,与人们视之为未来经济增长火车头的预期相比,差距仍然是明显的。在这个庞大的经济体里,仍然有大量的关系需要理顺。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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