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1日起施行的《物权法》将“拾得遗失物”制度写了进去。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同时还规定了拾得人必须履行“保管失物”义务；失主在领取遗失物时，应当按照承诺履行义务等等。

　　坚持“拾金有酬”观点的人们认为当今社会讲究公平，做了好事拿取报酬无可厚非，《物权法》让他们有了法律依据，但是由于缺乏对酬金具体数额的规定，有些想要报酬的人害怕被告“敲诈”；同时还有一部分人利用这一规定，血口大开，漫天要价，给社会风气带来了不良影响。

　　索要报酬怕被投诉“敲诈”

　　众所周知，车站、码头等流动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物品遗失率很高，其中出租车行业更是如此，由此产生的捡到东西付不付报酬的问题也层出不穷。

　　不久前，杭州五星级的哥林根华师傅就碰上了一件让他颇为头疼的事。那天，林师傅送两位客人到萧山机场。回杭途中，林师傅接到一位孔先生的电话。原来这位孔先生就是刚才的一位客人，由于下车匆忙，把一个电脑包忘在了车上，里面有很多贵重物品和资料。幸亏当时索要了发票，才和林师傅取得了联系。当得知孔先生要赶飞机的情况，林师傅二话没说，立即调转车头，驶回机场，终于赶在孔先生登机前把电脑包交到了他手上。此时，出租车计价器显示的费用已达67元。

　　来自北京的失主孔先生万分感动，当即就拿出钱包要感谢林师傅。可林师傅却在这时犯了难，这钱该不该收？如果收该收多少？“如果我让对方付车费，但人家万一认为我是故意绕路了，不愿意给，这岂不是更让人尴尬？”迟疑了一会儿，林师傅索性一分钱也没收。“我把客人丢在车上的东西送过来，也不是为了要报酬。干脆让人家对杭州的哥留个好印象。”

　　记者在采访林师傅的过程中，他道出了个中深层原因：报酬不知该收多少，害怕被投诉“敲诈”。“虽然按照物权法，我可以索取必要的车费或保管费，但没有规定具体收多少。如果对方不理解，反告我敲诈，岂不是好事变坏事？”

　　林师傅的顾虑并不是没有来由。他告诉记者，今年7月份，一位上夜班的出租车司机给客人专程送他遗失在车上的手机，事后这位司机想要50元的跑路费，不想对方不仅不给，反而投诉司机敲诈200元钱。“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有好事也不想做了。”林师傅说。

　　杭州三运出租车公司办公室主任宋勇放介绍，一般情况下，出租司机都会把顾客遗失在车上的物品交回公司，由公司负责联系失主。“我们不提倡司机索要报酬，绝大多数司机也不会要。但是很多司机都是专程把失物送来，耽误了自己的生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向失主暗示给司机报销一些路费，大部分失主也都赞成。”

　　“拾金有酬”带来漫天要价

　　和林师傅不敢要报酬的情况恰恰相反，有些人捡到东西非但不是拾金不昧，反而索要高额报酬，更是让失主雪上加霜。

　　前不久，安徽籍民工张道东来杭做短期拆迁工，并准备顺便带点钱回家。他上午取出了1万元现金，中午有老乡来送行，喝了点酒，其间，张道东去了趟厕所，回来就发现口袋里的钱没了。“这钱是老婆打工辛苦攒下的呀。”丢了钱，张道东一下傻了眼。幸运的是，住在工地附近的一位老太太捡到了张道东的钱。

　　然而虽然老太太承认捡了钱，但却不肯归还，并在其儿子和保安的陪同下，将钱交到了定海社区服务中心警务室。老太太的儿子肖先生要求失主拿出30%的报酬，才肯将钱归还。“钱是我妈捡到的，怎么说也得要点报酬让老人家高兴高兴吧，”肖先生理直气壮。“报酬我是愿意给的，可3000块钱实在太多了，”张道东感到非常苦恼。由于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此事已移送公安部门处理。此外，记者在调查中还了解到，肖家老太太捡到钱后，以为是假钞，抽出了几张撕掉了。

　　针对该纠纷，法律界内人士认为，《物权法》仅仅规定了失主应该支付一些必要的费用，并没有规定归还遗物可以索要报酬。虽然收取一定的报酬并不是绝对不可为之，但必须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特别是双方的当事人要协商一致。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物权法》还规定拾得人有“保管失物”的义务，如果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遗失物毁损、丢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拾金有酬”应坚持必要、合理两原则

　　通过上述两起事件不难看出，关于“拾金有酬”的争议焦点集中在《物权法》对于支付必要费用的金额没有具体规定上。来自浙江省律师协会的程学林律师说，解决这一问题应该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必要，二是合理。

　　程学林说，《物权法》的规定应该说有强制的意味。付多少费用应当通过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要根据实际发生的费用来决定，比如可以根据行程、时间、真心诚意的程度来决定。在物品遗失率比较高的行业，比如出租车行业，可以由管理部门制定统一的规定，对送遗失物的司机给予报销路费或加分等奖励。

　　有关法律专家还建议，当事人双方在协调沟通时，最好能对失主的承诺保存证据，比如书面协定或有第三方在场等等，可以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权益。

　　关于《物权法》“拾得遗失物”的规定是不是对传统美德的背叛，记者也采访了有关专家。浙江省委党校伦理学教授何建华说，“‘德’可以通‘得’，以往我们过多地强调做好事所获得的内在满足感，比如高兴的心情，得到认可等等。但除了这些心理上的感受以外，在外部环境，特别是在社会机制上，也应该有适当的奖励。”

　　另外，从社会义务和权利对等的角度上说，获得适当报酬也是应当的。“不能只是尽义务，受益人也应该承担责任。”何建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