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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淫女常走吸毒路 社会地位卑微阶级划分明显[2]
2004年12月15日 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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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性工作者打交道最多的除了嫖客,大约就要算警察了。

  李沫,南岸区公安分局民警,警龄3年零4个月,当过3年110巡警。用他的话说,警察这一辈子注定要和“乱七八糟”的人打交道,什么偷儿贼、光头帮、武疯子、卖淫女之类的。没当警察前,李沫对妓女的理解只有一个词——“肮脏”,但3年多的警务工作让他有机会接触到这个群体,了解她们不为人所知的辛酸。

  李沫说,和许多社会工种一样,卖淫女也有三五九等、高低贵贱之分,划分的依据是看“素质”高低和“工作场所”的好坏。

  比如,工地卖淫女提供的“快餐服务”,市价为:5元、10元、20元;舞厅小姐提供的“即时享受”,30元也收;发廊、美容厅小姐则可“议价”,50—200元都行;出入酒店的是“高档”,接不接单还要看心情,别想用几百元打发他们,至于给多少钱那是“上不封顶”。

  “阶级的划分在卖淫女中十分明显,他们甚至互不往来。”在与他们的接触了解中,李沫发现不同等级的性工作者这样一个怪圈:收费高的瞧不起收费低的,反之做工地的不屑做酒店的:“拽啥子,大家都一样干活,就不信你不得病。”

  这样的攻击性语言经常出现在这些卖淫女之间,而非来自社会,李沫说,“群体之间互不尊重,甚至超过了社会对他们的不认同程度,这是十分可悲的。”

  租赁房里污秽不堪

  租赁房是低档卖淫女最主要的工作场地,地理位置十分考究。楼层高的,不选;闹市区的,不选;离发廊远的,不行。用于卖淫的理想租赁房应该位于底楼与二楼之间,必须有防盗门,不能有防盗窗,最好有后门或者院墙,以便警察突然袭击时,能闻声遁走。

  “今年4月底的一次突查,一名嫖客提着裤子从2楼跳下后受伤,被我们送进了医院。”南岸区公安分局巡警支队队长李朝金介绍,那次接群众举报突查万寿桥一居民住宅2-1号,当场挡获3男3女。他介绍,卖淫女使用的租赁房内,一般只摆几张床和椅子,屋内用纸板或者帘子隔成一个个小间,安全套、卫生纸随处可见,污秽不堪。

  “这也反映出他们的生活状态,一是穷,二是无知,三是不自我珍惜。”据李沫这样的基层民警了解,卖淫女大多出身贫贱,来自农村,文化水平较低,社会经历坎坷……有的人从10多岁起便从事这样的工作,还认为“很有前途”。

  被男朋友逼迫“入行”

  “当你听到他们有着电影情节一般的凄惨身世和情感经历时,你就会理解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被人唾弃的职业。”因为接触过形形色色的卖淫女,李沫和他的同事们除了突查淫秽场所,处罚性工作者和嫖客外,也听到过一些辛酸的故事。

  “曾经有一名19岁的卖淫女在被抓现行后,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哭闹、哀求,只是静静地坐着等待处罚。”李沫回忆起去年8月份的一次集中整顿色情淫秽场所的抓捕行动,一名卖淫女的经历让他记忆深刻。

  女子是云南丽江人,名叫青青,长得眉清目秀,只是皮肤黑黑的,不像重庆人这么白皙。青青说,2003年春节她在丽江打工的一家旅店里认识了重庆男子张强,两人很快耍了朋友。张强对她说,想带她回重庆垫江老家结婚生孩子,于是青青便跟着这个男人瞒着家里人来了重庆。青青没想到,这个英俊的重庆男人竟是个瘾君子,不但瞒着她从云南带了100多克海洛因来渝,还为了钱让她去做妓女,否则换来的便是一顿毒打。

  在张强的要挟下,青青只得接受“命运的安排”,在南坪后堡的一家美容厅里当了“小姐”。

  “我的父母一直以为我在重庆过得很幸福,我不忍心让他们知道我其实是做了‘鸡’。”青青平静地说,她每月给父母寄1000元钱,告诉他们自己在重庆做了小买卖,生活富裕。这样的谎言,骗了青青的父母,也骗了青青自己。得知青青的经历后,南岸警方表示可以通过救助站将她送回云南老家,但她坚决不同意,宁可接受治安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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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稿:祁贺    来源:时代信报  作者:邓萍 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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