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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关于原子弹的争论

2005年8月22日 09:48
  最初,中国原子弹比较具体的计划,是在1962年进行第一次核试验。但制定这一计划的背景比较特殊,时间是1957年,那时苏联答应给予全面援助,并且已经有了具体的实施行动。然而好景不长,后来苏联由暗中到公开停止援助期间,二机部于1959年8月向中央提出了制造原子弹的新的设想:3年突破,5年掌握,8年适当储备。其后在饥饿中经过三年左右的艰苦奋战,中国的原子弹计划在几个重要方面实现了一定突破,终于
有了一个可以预见的结果。

  但是,原子弹研制最需要加大投入的关口,也正是国家处境最艰难的时候。在国际上,同美国对抗,与苏联交恶,还和印度发生了边境战争;在国内,大跃进等极左思潮泛滥,社会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各种困难堆积如山。此时,国防尖端技术是上,是缓,还是下?在国防科技系统,甚至在最高决策层也引起了各种议论。

  1961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这两种意见尖锐对立,争论的温度不断升高。反对搞尖端技术的意见,主要是出于对国民经济建设的忧虑,他们认为研制原子弹困难太大,苏联的援助没有了,技术上有很多困难,国家经济困难,当前的整个经济形势不好,我们的工业基础薄弱,原材料无法保证,品种规格不全,新材料研究困难重重,搞两弹花钱太多,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影响了常规武器和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应该暂时下马,等国家经济好转后再上。不能为了一头牛,而饿死一群羊。等等。这样的意见,因为分析得合情合理,也的确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所以得到了多数人的赞同。

  7月下旬,主抓两弹的聂荣臻元帅也来到北戴河。当他了解到这样的情况,看出来一种对两弹研制怀疑犹豫的趋势正在扩大,深感不安。范济生当时任聂荣臻办公室主任,对那段时期聂荣臻的焦虑有所了解。范济生说,争论的背景就是,当时国家经济困难,中央各部定出一些条条来,有些需要调整,在这个情况下国防工业在北戴河召开会,会上会外有些同志觉得两弹困难太多,集体主张下马。聂老总是7月中旬我和他一起去的,首先听刘西尧汇报,以后又找了一些其他同志汇报。老总越听越觉得这个问题严重,就又找一些人座谈,一个是了解情况,一个是做做思想工作。聂总在会上做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发言,基本内容大体是这样的,第一个是自力更生,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这是中央确定的方针,不能动摇。争取三五年内突破尖端,这是历史的任务,困难是有的,但我们有能力克服。第二个就是两弹为主,并没有排除常规武器的发展,我们应该继续两条腿走路,既搞常规,又搞两弹。老总还提出一些措施,一个是缩短战线,他主要提的是科研战线,这样可以少花钱多办事。大家一同来攻关,我相信社会主义优越性就在这里。再一个就是我们困难多,应该理一理,先解决什么,后解决什么,我相信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林彪讲军队战时打仗,平时就是要搞装备,搞的话必须形成拳头,两弹为主,导弹第一是林彪提出来的。聂总还说:就是尖端武器不搞,在新型原材料、精密仪器仪表和技术力量分散的情况下,常规武器也上不去。那就只能搞步枪、轻机枪等等,如果这个也搞不出来,那只有靠梭镖了。

  毛泽东的直接指示

  毛泽东对这个会议很关心,也注意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意见。在这次会议之前,聂荣臻将一份日本军事工业发展情况的资料报送毛泽东。毛泽东当时正在杭州,10天后,毛泽东让秘书从杭州打电话转告聂荣臻: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比日本差得很远,我们应取什么方针,值得好好研究一下。并说八月毛泽东要找贺龙、聂荣臻等谈一谈。聂荣臻事后说: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指示,成为解决这一争论的契机。

  刘杰说,1961年春夏的日子多难熬啊!毛主席、周总理的餐桌上几个月不见油水,连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都吃不好饭了,这困难就太大了。在一些领导人的心中,疑问、忧虑随岁月的艰难而增长。不能说这些考虑以及下马的主张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在两种意见相持不下的时候,少奇同志发言了,他说:原子能工业的现状究竟如何,是上好还是不上好,是否把情况摸清楚以后再定。按说当初搞原子弹是毛主席亲自拍板的,是毛主席的决策,但这个时候很特殊,很困难,他也要慎重,所以毛主席表示,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等调查清楚后再定。

  李旭阁说,不要认为主张下马的人就没有道理,那是不对的。当时我们国家老百姓饿死了多少人!饭都没的吃,搞经济的领导人主张等经济稍微恢复以后再上,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聂荣臻当时身处矛盾中心,十分担心导弹原子弹计划受到冲击。他当即召集出席会议的有关人员开会座谈,分析研究尖端技术的基本情况,认为近程地地导弹已仿制成功,自行设计的中近程导弹正在进行研制,原子弹也在探索性研究试验工作的基础上,开始了基本理论和关键技术的攻关。因此,只要齐心协力,加上政策、措施得当,经过艰苦的努力,争取三年或再长一些时间,突破两弹技术是完全可能的。8月20日,他向中央呈送了《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

  报告虽说送上去了,但聂荣臻心里还是不踏实。因为报告里有原子能工厂可争取于1962年至1964年先后投入生产,随后即可制造一般的原子弹这样一段对中央带有保证性的话,非同儿戏。究竟能不能落实?所以,这年10月,中央军委便指派张爱萍、刘西尧,和刘杰一起到二机部的厂、矿、院、所等建设与科研生产第一线进行实地调查。

  聂荣臻的秘书周均伦说,1961年7月20日前后,聂帅去了北戴河。8月23日,毛主席的秘书徐业夫从杭州打电话,说聂帅有关日本方面军事动向的报告,毛主席已经看了,对日本国内有关企图制造原子武器的争论比较重视,批示要几位老帅考虑,以后再议一下。这个报告是甘子玉起草的,甘子玉原先是中山大学的,1949年时就已经在广州参加革命了,但由于长江有战事,过来不安全,就转道香港,再经台湾回到大陆。后来有人就这一点质疑甘子玉能不能做聂荣臻的秘书,聂帅说,主要看本人的表现。所以,这个报告送上去,毛主席批示过之后,聂帅看了,又分头让几位老帅看了。但是,虽然毛主席支持继续把原子弹搞下去,聂帅不是还有些不放心嘛,就派张爱萍他们下去调查,一个点一个点摸清情况。

  张爱萍说,中央政治局开会,政治局有些人提出了上马,也有人提出下马。有一部分人说,苏联专家撤退以后,我们科学技术不行,因为建国开始,我们的工业也不行,这个没有苏联的援助干不成,所以先下马,等我们国家初步建设起来以后再搞。一部分人就主张上马,主要是几个元帅,陈、聂、叶、贺几个元帅。陈老总在政治局的会议上说:哪怕把我们中国人的裤子当了,都要搞原子弹。刘少奇同志就提出来,现在不要争是上马还是下马,先要把情况摸一下,派人去调查一下,然后再来决定。大家同意。在军委会议上传达了这个情况,陈毅和贺老总就叫我去调查。这个时候我就提出,我从来就只知道山药蛋,根本不知道什么原子弹。陈老总就冲我了,因为我们很熟悉,他说你不知道就学嘛,就训我了。我想了一下,我一个初中学生,我懂得什么东西?但中央决定、军委决定没有办法,我想总要有个人比我知识高的。正好,国家科委有个副主任叫刘西尧,他是大学毕业,所以我说是不是请刘西尧同志跟我们一起去调查,最后军委同意了。我们到研究所调查的时候,没让他们讲别的。他们开始是汇报,我说我们来是向你们学习的。我问他们几个问题,我说第一个问题你们直接讲,你们研究之后,还需要给你们什么条件,给你们什么东西,你这个研究就成功?我说在什么情况之下你能把这个东西研究成,你需要国家帮助你什么?然后这样子你就很快拿出来,把这个东西研究成功。每一个地方一开始都是汇报,我们就告诉他们这句话:你们需要国家给你们什么条件,你最早的时候拿出这个东西,在哪一年,什么时候?然后他们根据这个就提出来,你拿什么东西给我,我们什么时候就能完成。到每一处调查,没有了解他们你研究什么样、我研究什么,没管那个东西,就是问他们需要解决什么问题,你就能够最早什么时候拿出这个东西。转了几个月之后,回来就写了个调查报告。这个报告经军委转给中央,就到了小平同志手里。小平同志把这个报告批给毛主席,还有周、朱、彭真同志。就讲,这个报告很好,如果你们没有时间看,你们只看第一页和第二页半就行了。

  争论:原子弹能否暂时搁置

  当时曾有一种意见,就是原子弹暂时可以搁置起来,等到国家经济状况稍好一些之后再说,可以推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进行。如果真是这样,那三五计划恰好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了,毫无疑问,历史的面目将会是另外一副样子。

  刘杰说,这次调查我记得一共进行了差不多两个月。我陪同张爱萍同志、刘西尧同志首先在北京了解情况,同时再一个厂一个厂走,到西北,一直到矿山,到湖南选矿场,做了一番了解。那个时候整个工程的进展,当然差得还比较多,但是总的来看,在苏联专家撤离以后,经过几年苦干,各个方面都有很多的进展。张爱萍实际上不直接管这些经济问题,他这一次去,一面看情况,一面给大家鼓气,鼓劲,他到各地方都是很慷慨激昂的。1962年夏天,中央在北戴河召集工作会议,毛主席曾经讲过一段话,话里边就是说,当今的形势啊,虽然不是一片光明,但也不是一片黑暗。大家要有充足的信心,来更好地完成我们这个任务。这个时候特别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处理好自力更生和依靠外援的矛盾。听了毛主席这个话,我就考虑,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个目标。这个目标以前也提了很多次。1959年6月20号,苏联提出来拒绝提供原子弹的模型。在庐山会议上总理提出来,我们自己搞原子弹要8年。部里边党组研究,我们争取5年实现原子弹的爆炸。8年呢,进行储备。那个时候说5年,恰好就是1964年。第二次呢,就是1960年8月苏联专家撤走了之后,那时候也曾经讨论过,也曾经有预测,说我们争取看1964年是不是有可能。第三次呢,就是张爱萍同志、刘西尧同志,他们来检查了之后,这是在1961年了,也提出来1964年。这就已经三次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考虑,是不是可以定出一个目标。假如没有一个目标的话,很可能就是慢慢来了。散步的时候,遇见陈老总,陈老总一见面就问,刘杰,你什么时候交货啊,我现在等得头发就要白了。他说我这个外交部长啊,没有原子弹,这个腰杆子就不硬啊!要争取时间呐!陈老总说,你好好想想。后来陈毅又说,世界各国看中国两件事,一是粮食,一是原子弹。搞不出原子弹这个东西,别的都是空的。我一听这话,就感觉到很有分量。再联想到过去总理在开会的时候,就多次谈到了这个问题。那个时候美国不断地来推断中国什么时候核爆炸,总理也不止一次在开会的时候,笑着说,刘杰啊,什么时候能核实验啊,第一颗核实验什么时候能进行啊?我和张爱萍从下面调查回来之后,去向林彪汇报,林彪态度非常坚决,说,原子弹一定要搞下去,一定要响,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它烧响了。所以,这就让我们认真考虑,现在应该提出一个比较肯定的目标,而不是过去预测性的目标。我就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在报告里讲,原子弹是世界上已经有了的,只是我们没搞过,没有经验而已。中国人有了四大发明,人家已经有了的东西,这规律难道我们不能掌握吗。后边又阐述了一下我们这两年来核工业和核武器进展的一些情况。我们只要能够努力去解决这些问题的话,争取1964年或1965年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的试验,还是有可能的。报告送上去以后,薄一波同志后来见到我说,毛主席看了这个报告,说很好嘛!

  作为二机部部长的秘书,刘正威跟随刘杰,陪同张爱萍一起到底下去做调查。刘正威说,出去的时间是10月9日。那天一到飞机场,我估计是军委派的专机了,我看张爱萍同志穿着一身灰色的衣服,非常潇洒,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然后就陪他们出去了。出去以后先是从东到西,先从包头起,然后是登高原跨戈壁。大概用了20多天,二机部主要的厂矿都看过,越走兴致越高。回来以后稍事休息,11月2日,就到聂总那作了一个汇报,这次汇报我没参加,是刘杰、刘西尧、张爱萍他们去汇报的。汇报以后,我那时正在办公室坐着,刘杰同志说你代张爱萍、刘西尧他们起草一个这一次行动的调查报告吧。我说那好吧。那时候刘杰倒没作更多的指示,因为沿途刘杰、刘西尧和爱萍总长他们的讲话精神基本上我都了解了,对部里各个单位的情况比较熟悉,他们出去的思路我也比较清楚,所以我就给他们起草了一个报告。起草完把它誊清了,给刘杰过目后送给张总长。当时文件比较机密,我就坐上车送到张爱萍同志的家里。

  这之后,刘少奇主持会议,由罗瑞卿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原子弹研制的情况。刘杰也参加了汇报。刘少奇说,1964年能爆炸很好,如努力了还不行,1965年也是好的。但不努力就不对了。当汇报到原子弹技术的复杂性和高度综合性,靠一个部门很难完成任务,需要全国各方面的配合,中央应有专门机构抓时,刘少奇提出:各方面的配合很重要,中央要搞个委员会,以加强这方面的领导,现在就搞,否则就耽误了。你们提出个方案和名单,报中央批准。刘少奇知道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尖端工作,所以说话留有余地。

  会议结束后,罗瑞卿向毛泽东和中央写了报告,其中没有提1965年这个后限,而突出说力争在1964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并且,为了保证实现这一目标,报告还提出了由周恩来总理任主任的15人中央专门委员会名单。毛泽东看了这份报告后,在第一页的空白边沿处批了15个字: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实际上,二机部的一切工作都是按1964年爆炸这个目标做的。刘正威说,罗瑞卿向中央的报告上,把最迟1965年爆炸这一句留有余地的话删掉了,只说定在1964年炸,这也是聂荣臻的意见。那么毛主席就批示了,很好,照办,这就成为一种决策了。刘杰回来传达时就老讲,锣鼓点越敲越紧了。设立中央专委会,历史证明它的作用的确太大了,周总理亲自挂帅,那可不一般啊。

  中央专委除主任由总理周恩来担任外,还有7位副总理和7位部长级领导,即副总理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以及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等。(本文节自《原子弹调查》,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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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稿:朱永斌    来源:新浪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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