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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专家黄全愈:高考需要一个新的评判尺度
2003年10月23日 10:21
 

黄全愈:旅美教育学专家,1988年赴美留学,1993年获美国迈阿密大学“教育管理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为迈阿密大学教育学院兼职教授。长期致力于中美教育和文化交流,著有《中国教育的哲理困惑》(英文)、《素质教育在美国》、《家庭教育在美国》等书,其中,《素质教育在美国》一书被评为2000年度非文艺类第一畅销书,其素质教育理念对中国现代教育的改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是考虑高考改革的时候了

10月12日,广东新华发行集团、广西师大出版社在广州市黄埔书城联合举办了主题为“素质教育与高考改革”的讲座,讲座者为美国迈阿密大学兼职教授黄全愈博士。

黄全愈博士是国内外著名的教育专家,对中美教育的传统和现状有很深的了解和非凡的洞见。尤其对中国的高考制度,他很有感触,他说,如果不是我去过美国,我肯定还继续会把这种制度当成合理的。现在才发现,中国的高考已经成了制约人才资源的瓶颈:瓶口外——高考选拔人才的方式引导着全国的中小学教育、学前教育甚至低幼教育以及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也去残酷地培养一流的考生;而瓶口内——则按照陈旧而落后的评价体系去扩大招生、培养学生,而培养出的学生更多的是高分学生,而不是高素质学生。

面对这种窘境,不仅是黄全愈,国内的很多教育专家也在努力地去矫正、纠偏。但是,却没有几个人能从最符合实际的角度去想问题、解决问题,更多的是施行一棍子打死的做法,取消高考,这是不现实的。高考不是一个玩物,它关系到千千万万学子的利益和前途,不能说改就改,怎样改?改什么?都是值得慎重对待的问题。

黄全愈带给我们的是另外一个观念,他并不像有些人那样要取消高考,他觉得高考在选拔人才方面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但主要是我们的高考选拔方式不对。我们姑且不论他这种观念的对错,或者是否合理、有效,在我们高考教育处在最危机的时候,能给我们提供一个理性的提议,是非常难得的,至少可以说明,他是诚心关注中国的教育事业的,他为此努力过。

在这次讲座中,他向读者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美国哈佛大学将165名高考状元拒之门外?”“为什么流浪女可以上哈佛,流浪汉成为伯克利的优秀毕业生?”……对这些问题,他一一作了回答。黄全愈博士细致地分析了中美教育的差异,特别指出了中国教育的缺憾和漏洞,让我们反思了过去:我们究竟做了哪些事,做错了哪些事?

在自由提问时间,很多的中学生、家长、老师以及社会各界人士都积极向黄博士请教,希望能替他们指点迷津。在很多家长看来,这些问题已经困惑他们很久了,或许是该考虑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当学生还是当考生?

记者:你从事多年的教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想你的人生经历肯定不寻常,能不能介绍一下你的成长经历和受教育的情况?

黄全愈:我读到中学的时候就爆发文化大革命了,还没读完。后来呢,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我考进了西南联大,我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毕业后我在大学里做老师,到了1988年的1月,我出国讲学,后来又读了个硕士学位。读博士学位的时候我选了教育学专业,因为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教育非常需要新的理念、新的思想、新的视角。现在我担任美国迈阿密大学教育学院兼职教授,一边搞教学,一边做研究。

记者:你的这种观念和想法是不是受你家庭教育的影响?

黄全愈:不是,我没有受家里的影响,我父亲是老北大的,然而北大的牌子给他换来了“右派”的帽子。在教育方面,他希望我不要讲得太多。

记者:你是在出国之前意识到中国这种教育观念的落后,还是在出国之后?

黄全愈:出国之前我根本没有发现,但我到了美国之后才做过比较。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中美教育观念的差异确实太大了。

记者:在你的讲座以及书的内容里面,所有的针对点都是朝着中国的高中教育?那么,你觉得这种教育的最大弊端在哪里?

黄全愈:是的,我觉得一个人受教育最重要的是在高中阶段,如果这个阶段搞不好,那他就很难发展得好。我发现,中国的高中教育特别差,它完全以考试为中心,不是把孩子培养成学生,而是培养成考生。但美国不同,他们是培养学生,而不是培养考生的。你知道,虽一字之差,但却有着本质的区别:考生只会考试,学生要全面发展。你这样做对学生未来的发展是相当有害的。当然,美国教育也有它的弊端,但我们这里不去谈它,我们就谈它好的地方,它的弊端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我们现在是要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只有敢拿自己的弱点和别人的优点相比,才能够更好地改进我们的教育。

记者:那你觉得应该怎么改进呢?

黄全愈:关键是我们的高考招生制度要改革,如果还是以高考分数为惟一的录取标准的话,我们就很难推行素质教育,因为应试教育还作为选用人才的标准,一个评价的标准。我觉得高考还是要考,但要看高中成绩,要看全面发展。这样录取的话,学生就会既重视高考,又重视平时成绩,也重视各方面的全面发展。不能像我们中国的一些学校,你不考生物,我就不教生物,不让孩子学生物,这是非常荒谬的。

对学生要“求同存异”

记者:你怎么评价中国的老师?

黄全愈:总的来说比较专制。我刚才讲座时拿的那个图片材料,有猫、狗、狮子、小鸟,如果要学生回答他们哪个是不同类的话,中国绝大多数的老师都会告诉你标准答案是什么,标准答案是鸟。鸟是禽类,其他是兽类就完了,不再培养学生发散性思维,求异思维。我们现在只求标准答案,考生能考高分就行了。没有这个时间,没有这个精力,也没有这个想法要去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记者:是的,但是你知道,在中国这种教育体制和教育环境下,很多老师他们想做都没法做,他们也要遵循某一种教学秩序和规则,否则价值就会被否定,导致被淘汰出局。要做到让学生不当考生,除非他有非常大的改革勇气。

黄全愈:不是这样,老师让学生自由一点,给他们多一点自我发展的空间,是完全可以的。就比如写作文,他可以抛开种种规则的束缚,写一些有个性的东西。怎么不行呢?当然,教育体制是存在很大问题,所以必须进行高考改革,如果不改革的话肯定不行,不然很多问题讲完标准答案后就没有下文了。

记者:谈到标准答案,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国情吧,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不一样。都知道中国人口多,如果没有一个统一标准的话可能会变得混乱,没有秩序,你认为呢?

黄全愈:标准不是说没有,还是有的,三合一它也是标准,问题是你以什么为标准,我们是以考试作为惟一的标准来录取学生。我认为标准应该是三合一,也就是高考成绩,加上高中成绩,加上综合素质。中国文化强调统一,而美国人喜欢标新立异,恨不得与众不同。比如美国大陆本土实行东部、中部、西部不同的时间,以至于早上白宫的总统办公室已经上班,而西部的国民警卫队还在睡大觉,如此等等,难道他们混乱吗?

记者:如果要改革,那也要至上而下来进行,没有制度作为保障是很难的,个人的行为能力非常有限,你要一个老师或一个家长来做,是相当难的,是吗?

黄全愈:从上而下是一种制度的改革,但我觉得观念也非常的重要,观念不改,制度改了也不行,比如减负,它是从上而下的啊,家长不接受,学校不愿意,学生依然要做很多作业,效果都是一样的。

记者:那你觉得影响教育的因素有哪些呢?

黄全愈: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自我教育。我觉得都有关系。

一流考生不一定是一流学生

记者:曾听到过这么一种说法,考试经常排在前十名的学生不会有很大出息,十名到二十名反而会有,但是,如果是经常倒数的一般是没有什么出息的。你觉得有道理吗?

黄全愈:好像是说第十名左右,有的讲十五名左右,这类学生以后会有很大成就,他不是说排名的不行,排前的不行,他是说排在最里边的将来比较有成就。很多人问我有什么道理没有。我说,就像一个杯子,排十名或十五名的学生从老师那里得来水(知识)只装了一点点,给自己留下了很大的空间,那些排第一第二名的人,也就是那种死读书的人,已经装到一定程度,不能再装了,所以发展的空间非常小。但是说考倒数的绝对没有出息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有很多人读书不厉害,但却成就了很多事业。我的观点是,一流的考生绝对不一定等于一流的学生,一流的考生当中也有一流的学生,不是一流的考生也可能是一流的学生。

记者:曾有一个女生以《我要“武装起义”》为题,撰文道:“……如果有一天,全国的学生进行一次新五四运动,炸学校、拒考试、烧课本,那本人积极参加……”在你教学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

黄全愈:因为中国的教育存在问题,所以培养出来的学生也肯定有问题,要不然也不会发生这种情况,也不需要教育改革了。我想,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记者:的确,我们的高中生性格特别压抑,不敢发言,心态不正常,以至于容易走极端,否定一切,破坏一切。

黄全愈:其实都是学校不给足够的自由和运动,你知道我的小孩子矿矿在读高中时,下课的时候跟他们的任课老师摔跤,同学们就在周围助威,非常热闹。你想想,那种场面会在中国出现吗?我们的老师和学生存在着等级观念,学生一定要遵守规章制度。就比如发言,明显是老师鼓励不够,学生怕自己问得不好,或者答不对,或是老师不同意自己的意见,作为老师,要营造宽松的学习环境,不要说哪个答案好,鼓励有不同意见,鼓励学生独立思考。

记者:对,只有尊重不同意见,才能够让学生更加主动地去学习,去思考。

黄全愈:其实我所有的目的并不是说要废除高考,我觉得高考也还是有存在的必要,我们只是针对高考的形式,以更先进的方式取而代之。

记者:你出的这几本书,影响非常大,你有没有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和压力?

黄全愈:正是因为有一些压力,我才去做这些工作,如果没有压力,我就没有必要到处跑了。

写作要学会深入浅出

记者:我翻看了一下你的这本《高考在美国》,觉得一个特色是,语言特别简练风趣,把不同的教育观念说得相当精当、透彻,让人得到启示,你是为了读者市场,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呢?

黄全愈:在国内时我是教写作的,你看我的文章就会发现,文学色彩很浓。我是这样感觉的,我是到了美国之后才学会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你知道,深入浅出是非常需要功力的,要不你去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的报告和一个硕士生、研究生的论文答辩,哪一个更难懂,不用说,那肯定是硕士研究生的难懂。我这本书不想写成天书,不想写成让人看不懂的只有几个学者专家去读的书,我要影响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去改变他们的观念,所以我写出的书越多人读得懂就越好,才能造成最大范围的改变。

记者:谈到写作,我就想起如今很多中学生都不会写东西了,写一篇七八百字的文章竟然弄得一塌糊涂,不知所云,空洞无物。

黄全愈:主要是限制太多了,不允许学生有新的思维,按照老一套的写作规范来要求。作文表达的应该是一个人的思维和想法,而不是空泛的大概念和模式。美国越是那些优秀的大学,越要考查一个人的写作水平。

记者:像你出生在那个年代,能够保持一种好的状态和思维方式,我觉得非常难得,就拿你的写作来说吧,是不是受到老师的影响呢?

黄全愈:我上大学没几周,就要写论说文,我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写论说文,我不管它,结果我得最高分。但因为各种原因,老师没有把那论文当成范文印给大家看,我觉得这篇论说文非常有特点,如果在叙事方面再加强点就更好了。后来我拿出那篇文章来看,我吓了一跳,如果按正规的来看,那是四不象,是要被判不及格的,算来我三生有幸,他们能尊重我不同的观点,后来我也鼓励我的学生可以有自己的不同风格,我想如果当时这个论说文被枪毙,那不知道对我的影响多大。

 
 
编辑:泓影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陆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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